为何孩子越来越少，而抚育却越来越困难

　　1990年代广为人知的《超生游击队》描写了一对农村夫妻因重男轻女而违反独生子女政策，东躲西藏地生育小孩。2018年的今天年轻夫妇抱怨养育太难“能生而不敢生”了。这之间相隔不到30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同时也会升起这样的疑问“为何今天孩子越来越少了，而抚育却越来越困难了？”本文将从育儿观念、女性主义的视角尝试给问题以答案。

　　育儿、母爱是个变化的、历史范畴的概念

　　首先从新中国成立后的三个不同时间结点截取三个场景，让我们直观地观察育儿的变化。

　　第一个场景：在左际平（2005）对195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夫妻访谈中，我们看到不同社会阶层的夫妻，采用相似的育儿方式，即“散养式”“粗放型”。首先，7位国家女干部描述她们的子女都是由其他人带大的，在家庭利益与工作冲突时，都将工作放在了第一位。

　　刘所长回忆“她刚进北京城时和丈夫住在各自的办公室。她将大孩子送进北海幼儿园。每天背着不满一周岁的女儿上班，忙不过来，就想找个人看孩子，但没有钱，就和丈夫商量......”，“后来孩子托给了别人。我自己也有病，也不去看，就那么熬着，一直混到了1953年。那时开始过礼拜天，我说我怎么没过过呀？不习惯”。

　　在国家机关食堂工作的一对非党员夫妇的情况是“（我们）每天早上6点上班，晚上7、8点回来。加班、开会时9、10点钟才到家。”“......繁忙的工作使这对夫妇放弃了闲暇，甚至放弃了对儿女的大部分照顾。大女儿才上小学3年级，小女儿上幼儿园，全吃食堂。晚上父母回来晚女儿就先睡了，等第二天一睁眼父母又不见了。类似这样的情景在那个年代屡见不鲜”。

　　从上述的访谈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泽东时代的女性在“舍小家、为国家”的社会氛围下，在“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中，不仅淡化了男女性别差异，孩子需要母亲等大人陪伴呵护的社会规范也还未形成，因此即使干部家庭也采用“散养式”、“粗放型”的育儿模式。

　　第二个场景：1987年11月中国第一家肯德基在北京开张了。自此在这个代表外来时尚文化的快餐厅里，常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家长陪小孩去吃，看着孩子吃，自己不吃”。伴随着当时属于高消费的肯德基在中国各大城市的相继开张，也记录了独生子女一代家庭开始以“孩子为中心”的育儿观念的转变（景军，2000=2017）。

　　事实上，对于1980年代的家庭，同时遇到两件大事，因生育政策而诞生的“小皇帝”们，同时又遇到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工业化、商业化。换言之，独生子女政策使孩子数量锐减的同时，市场经济又让家庭用于孩子身上的资源增加了。这加速了“孩子至上主义”在中国家庭的大众化，同时父母又大多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动荡且贫困的一代有“补偿心理”，对孩子多了一份宠爱。根据1995年针对北京1496户城市家庭的调查结果显示用于孩子的费用占家庭消费的70%（景军，2000=2017）。独生子女政策催化了中国城市育儿模式的迅速转变，从被散养寄养在别人那里，到一家人在肯德基给孩子庆祝生日，来表达父母之爱。

　　第三个场景：2018年1月微信妈妈群里的对话的节选（日期：20180131）：

　　海“有没有打算不送孩子去幼儿园的亲？”

　　洋“@海 干啥去？”

　　菲“我家孩子不上了”

　　海“我是想下学期不送孩子去幼儿园了”

　　洋“@海 你要干啥？”

　　海“自己带。刚刚发现一个挺适合的地方，离我家不远，离我近的可以一起考虑下共学”

　　天“具体啥想法”

　　......

　　海“@小船 我先说说我的想法，具体活动根据天气情况，晴天时候，早上在老动物园吃早饭，运动（发展大运动）。九点到绘本馆磨耳朵（学英语），做手工等（发展精力运动）。按计划大概两周可以排一个绘本剧，上午的活动，最晚到11点半结束，吃午饭，午休。想半天活动的话，午饭就可以回家了。也可以在老动物园食堂吃饭。午睡后，三点到四点多还是户外活动。定期每两周或者每一周再去一个博物馆，科技馆，远足都可以。”

　　以上是笔者两年中一直进群观察和互动的微信妈妈群里日常对话的节选。此群绝大多数是正处于抚育1-2个婴幼儿的妈妈们，她们给孩子提供高品质的、全方位的“精细化”、“精英式”早期教育，为此有些妈妈已经辞掉或计划辞掉工作。

　　育儿、母爱，看似亘古不变的话题。当把它们放在历史时间的纬度，把它们相对化时，我们会发现从母亲以工作为第一，抚育孩子基本上是“散养式”的1950年代，到母亲开始将孩子放到重要位置的1980年代，再到母亲以孩子为中心进行“密集陪伴”的2010年代，短短的60-7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育儿意识、母爱的变化可以用“颠覆性”来形容。

　　西方社会育儿变化的推手：人口转换、孩子至上主义、理想女性

　　养育孩子看似是家庭的私事，实际上与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密切相关。以西方社会为例，目前经历了三个阶段的人口转换。

　　第一个阶段通俗地说是多生多死阶段，因生产力水平、医疗卫生条件的限制导致很多孩子未成年便夭折了，而失去孩子的父母甚至没有时间难过，为了能“养儿防老”他们要不断地生养更多的儿女，通过高出生率来抵御高死亡率。

　　直到工业革命之后，人口转换才逐渐过渡到第二个阶段，即多生少死阶段，这个阶段出现了人口红利期，家庭拥有很多孩子。伴随着社会的现代化，人口转换进入第三个阶段，即少生少死阶段，此时不仅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特别是二战后养老制度等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备，让“养儿防老”慢慢失去现实意义，生育观念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对于家庭，孩子不再是生产品，如199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贝克尔提出的那样孩子成了“耐用消费品”，也就是用经济行为来解释抚育的话，养育孩子的成本越来越大于获得的收益。

　　接下来我们沿着人口转换三阶段和其对应的不同阶段的家庭，从孩子至上主义、理想女性来考察西方育儿如何在社会变化的巨浪里翻滚前行。

　　人口转换的第一个阶段，此时社会生产力落后，家庭处于前现代家庭阶段，孩子的价值在于“养儿防老”，早早地成为家庭的经济依靠。而这个阶段建立家庭对于男女两性都只是生存的手段，而非爱情的归宿，女性的价值在于为家庭生养更多的子嗣，而非教育子女成材。

　　人口转换的第二个阶段，伴随着工业革命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庭进入到现代家庭阶段。孩子因现代劳工法的颁布、义务教育的普及，不再作为廉价的童工混同在大人的世界里，而有了在学校自由成长的儿童期。

　　儿童期的出现不仅孩子需要父母尤其是母亲密集的爱、关注与陪伴，国家也需要女性成为“贤妻良母”，为国家培养优秀的下一代。而此时婚姻对于女性来说也不再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而是需要建立在爱情基础之上。同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男性可以独自养家而形成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让“母职”成为最体现女性价值的“工作”，“贤妻良母”成为社会主流褒奖的理想女性。上述的现代家庭还呈现出稳定性，但同时大家都必须如此这般的整齐划一性，也让它具有了制度性压力。

　　人口转换的第三个阶段，伴随着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备，个人主义、女性主义的兴起，这一阶段对应的后现代家庭呈现出多样性的同时，也呈现了脆弱性和随意性，缺少了现代家庭的稳定性和统一性。

　　因此尽管后现代家庭依然推崇孩子至上主义，但是以丁克家庭为代表的夫妇主动放弃生养孩子这一“耐用消费品”，而致力于在职业，在个人兴趣中获得成就感和价值感。同时代替“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西方社会转而支持女性进入公共领域，强调共同养育，这包括男女共同育儿和公共领域提供的托幼机构。但同时女性也需要承担比以往更多的角色，需要平衡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关系，因此出现了“超级妈妈”，“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等多重角色完美于一身的“理想女性”形象。

　　透过以上西方社会人口转换的三个阶段，大家是否惊奇地发现正好与本文开篇毛泽东时代的1950年代，独生子女一代的1980年代，独生子女为人父母一代的2010年代相对应。但中国与西方社会不同，几乎是一代人20-30年的时间，便从“多生少死”阶段飞跃到“少生少死”阶段，这也让中国家庭不得不应接不暇地面对人口转换期的同时，将前现代家庭、现代家庭、后现代家庭一并压缩在这60-70年的时间里了，并且在东亚压缩的近代（张景燮2010=2013）的作用下，三个不同阶段家庭的特征叠加混同在同一个家庭里。

　　育儿困境的原因：抚育成本大于收益、国家注重生育的外部效益忽视内部效益

　　前现代家庭注重孩子的数量，因为家庭不得不用孩子的数量来抵御过高的死亡率。同时孩子的抚育责任并非由小家庭独自承担，如费孝通（1947）在《生育中国》里描述的那样是以父系家庭为中心，地域社会也参与其中的共同育儿模式，也就是散养式、粗放型的低抚育成本与孩子很早便成为家庭经济来源的高收益之间，让家庭在抚育孩子中受益。而此时女性的重要价值也是生儿育女，换言之不会生养儿女的女性会成为周围人的笑柄。

　　开篇1950年代中国家庭几乎沿用了费孝通所描述的前现代家庭的育儿方式，即散养式、粗放型的低抚育成本的育儿方式。同时，新中国为了贯彻男女平等的就业政策，国家大力兴办托幼机构支持女性走出家门进入社会，以此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可以说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出头积极推行“社会育儿”减轻家庭和女性的负担，从结果上看使家庭的内部效益得到增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家庭之所以可以采用散养式、放养式，以及将生后56天的婴幼儿送到托儿所进行“社会育儿”，笔者认为由于此时的中国家庭还处于前现代家庭阶段，还未形成婴幼儿需要由母亲陪伴左右的现代家庭的“好妈妈”规范。换言之此时的理想女性是与男性同工同酬，共同养家，而非“贤妻良母”“相夫教子”，也因此将孩子托给其他人，将孩子送入整托，甚至几年都见不到孩子的育儿方式是那个时代稀松平常的育儿方式。这样的育儿方式，与今天我们熟悉的农民工家庭的“留守儿童”如出一辙，但这在当时并未成为社会用来指责女性的把柄，或者同情孩子的原因。

　　但在1980年代独生子女一代出生后，如流行语“小皇帝”所呈现的那样，孩子竟然一夜间都整齐划一地成了家庭的核心。中国城市家庭此时具有了现代家庭的一些特征，开始注重孩子的质量，为了孩子的成长不惜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但这让当时习惯了以长辈为中心的中国社会惊讶并难以接受。

　　但笔者认为1980年-2000年的20年间中国育儿是在“中国式核心家庭”中稳定、和缓、安全、热闹中进行的，因为这期间的家庭拥有三个重要“法宝”。

　　第一个是人口资源。首先正处于人口红利期的中国家庭拥有充足的人口资源。其次，中国的户籍制度尚未放宽，虽然导致人们只能固定在某个地域生活，但也让核心家庭的周边存在稳定而紧密的亲属网络，可以共同育儿，堂表兄妹也可如兄弟姐妹般相伴成长。

　　第二个“法宝”是安全的地域环境。人口不能自由移动的户籍制度、尚未改制的单位制度、尚未开始的货币化分房共同营造了熟人社会，让家庭拥有安全的地域社会可以“散养式”育儿。

　　第三个“法宝”是7岁神话。也就是3岁前主要由祖辈看管关注健康饮食，7岁上学时回归父母身边开始注重知识和技能的培养（落合惠美子，2010）。此时的育儿特征是从过去的“温饱型”向“健康型”，从“粗放型”向“知识技能型”过渡。

　　然而1980-2000年代的育儿方式持续的时间却很短暂，因为在激烈变革的时代里它具有稳定性的同时也具有过渡性。当独生子女一代步入结婚生子的21世纪时，他们幼儿时家庭依靠的三个法宝却迅速消失。

　　首先，单位改制、户籍制度松动、住房改革让家庭曾经可以依靠的熟人社会迅速变成了生人社会，同时由于地域环境存在不安全性，使得家庭只能“圈养”孩子，全天候无死角地进行密集型陪伴。

　　其次，人口流动让曾经聚集在核心家庭周边稳定而紧密的亲属网络变得松散，晚婚晚育降低了祖辈提供育儿支援的质量，独生子女一代无法为下一代提供堂表兄妹同辈关系。

　　第三，育儿理念发生巨大变化。2001年中国加入WTO国际世贸组织在全球生产体系下迅速崛起时，育儿理念也在育儿消费市场温情而真挚的“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劝告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开篇笔者在微信妈妈群里观察到的，全面开发婴幼儿各种能力的科学育儿、“精细化”育儿逐渐成为主流。奔跑在早教路上的妈妈，不敢从“科学育儿”的队伍中掉队，在“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社会共识的督促下，每一位母亲都尽力花费比其他母亲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陪伴和指导孩子，以此保证家里唯一的孩子走在成功的路上。并且，科学育儿与消费巧妙地结合之后，家庭不知不觉中形成了通过消费各种育儿产品来获得自己的孩子没有落后的笃定感。

　　我们再以“谁来接送孩子”“谁来陪娃写作业”这些家长朴素而日常的烦恼为例，看看科学育儿给家长带来的育儿负担。以每日平均往返接送孩子的时间为1-2个小时，每日陪娃写作业的时间为2-3个小时，仅这两项就要花费家长4-5个小时。因此当精细化育儿、科学育儿、密集型陪伴成为育儿的主流方式时，孩子数量的减少并不代表育儿工作量的减少。然而时间却是生长不出来的，一天只有24小时。

　　而另一方面，21世纪的新女性却不仅仅母亲这一个角色，与世界接轨的工作节奏并未预留出女性做“好妈妈”的时间，“未富先老”的中国社会又急迫需要女性为国家生育未来的劳动力，强调生育的外部效益。而当下抚育的成本远远大于抚育的收益，而生育的主体女性在选择成为母亲时不仅内部效益过低，甚至因生育而要承担“母职惩罚”（马春华，2018），接受职业发展的停滞期，因此很多发达国家的女性早已经开始生育“罢工”（高永平，2006）。因为女性自身在强调个人主义的风潮里已经开始在职业成就、个人爱好上追求自身的价值，而非生儿育女。

　　当我们将中国的育儿嵌入到历史的脉络中，聚焦育儿观念、理想女性的变化时，不难发现孩子的数量虽然大幅度减少，但是单个育儿成本却以几何级在迅速增长，让女性和家庭不堪重负。因此回到开篇的疑问“为何孩子越来越少，而抚育却越来越难”时，我们发现二者互为表里，孩子数量减少了，让家庭必须精耕细作以此保证孩子的质量，因为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输不起。而“精细化”育儿导致抚育成本越来越高，这又反过来制约了家庭和女性的生育行为，让人望而（儿）兴叹。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3岁城市家庭育儿困境与家庭政策研究”（课题编号：16BSH056）、日本文部科学省平成 27 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 B) ( 海外学術調査) 「ケアネットワークと家族の親密性に関する国際比較研究: ライフコースの変容と再編」( 研究代表者: 宮坂靖子、課題番号: 15H05148)、全国首批家庭教育科研课题《网络社会中育儿模式的新趋势与家庭政策研究》（课题编号：Y201708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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