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游侠和贵族精神

　　过去许多学者解释“侠”往往受到战国末年《韩非子·五蠹》篇中的“侠以武犯禁”、“废敬上畏法之民，养游侠私剑之属”等话头的局限。实际上，论者只看见了“武”和“剑”，而忽略这些话的主旨所在。

　　韩非意在指出一些贵族豪门窝藏“私剑”（属于个人的武装力量），不怕法律，敢于“犯禁”，目的在于揭露这些“侠”是“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而这个“杀生之权”在法家看来只能专属于君主，任何“匹夫”（包括君主的亲贵），不可据而私有。而韩非认为一些人要做侠，招拢“私剑”，其目的在于“肆意陈欲”（使自己的欲望不被约束）；而且成为“侠”，还要“弃官宠交”（官员放弃职责去结交朋友），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武装力量壮大起来。可见韩非子尽管强调“游侠”的暴力作用，但他对游侠的理解还是在于“侠”有一帮子人（私剑）追随和作为后盾，并非说“侠”本身就是暴力。

　　1、先秦贵族管理公共事务养成“侠”的精神

　　“侠”是春秋战国社会激变中产生的一个新的社会集团。先秦的“侠”多出身于贵族，因为只有贵族才有经济实力和精神实力把人聚拢起来。

　　中国古代是垂直组织类型的社会，依靠自然与人为的手段把人们组织在特定的社会网络之中，每人各有特定的位置，上下有等，很少流动。统治阶级是周天子、诸侯、大夫、士，被统治者包括庶人和奴隶等。

　　人们之间除了垂直的统治与被统治以外，很少有横向联系。春秋以前“大夫无境外之交”，大夫以下更不用说了。春秋以前的文献资料，连“友”字都很少见，即用也多指“友邦国”（国家的朋友），或指兄长爱护弟弟，曰“友”。很少用以描述个人之间的关系，可见那时人们横向往来很少。

　　这种情况到了春秋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国时期这种变化更加剧烈，一些古代的贵族逐渐被消灭或被取代。贵族社会由松动到逐渐解体。

　　这个变迁使得许多大夫、士从原有的垂直统治的系统中流离了出来，原有的饭碗打破了，他们要找寻新的饭碗和谋求个人发展自然要到各地、各国奔走，要广拉关系，多交朋友，这是一种新产生的社会需求。《论语》一开篇就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士人有朋友了，而且是从“远方”来的，大约是“外国”。孔子对远方朋友的期待和热忱都是过去没有的，在孔子时代这种交往肯定是新生事物。这种横向交往是产生“侠”的社会基础。

　　2.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并非侠

　　谁才能招拢那些从原有秩序中游离出的游士呢？一是各国君主，追随君主被纳入主流社会，生存不成问题，发展也有可能。然而君主的容纳量有限，有些就追随了贵族豪门，司马迁所说的“战国四公子”就是典型。太史公认为他们是典型的贵族之侠。他们养了成千上万的宾客，还包括“私剑”，成为有实力的集团，甚至掌握着“生杀之权”。这不仅影响着国内政治运作，而且波及国际，如魏国的信陵君窃符救赵，孟尝君带着他的门客流动于诸国之间，都是例证。这可以说是最早的的侠。

　　至于那些有武力、有勇气、有信义、守承诺的刺客，如《史记》中写到的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五人行刺报恩的事件。司马迁虽然对他们的献身、勇武、守信、执着、一往无前的精神深致赞美，甚至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然而，他们只是有贵族派头的“杀手”，还没有侠的资格。因为他们还没有追随者，而且他们也非主动去干预世事，他们打杀只是报恩罢了。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时代游侠最多，人们也最爱谈论侠，这就是汉唐。为什么会集中在这两个朝代呢？因为汉唐皆属于后贵族社会。它们的前代先秦和南北朝是贵族社会，到了汉唐虽然大一统的皇权专制已经形成，但贵族风习、意识并没有完全消失。

　　周代是货真价实的封邦建国的“封建社会”，这个社会中天子、诸侯是位居“南面”的为君者，“士大夫”则是中下层施政者，用现代的话说他们是社会的管理者（官吏）和保卫者（各阶层军官和车战的军士）。他们不仅是各有专职，而且是世袭的。我们说的贵族主要指大夫、士这两个阶层。他们思想行为有什么特点呢？上世纪40年代的“战国策派”代表人物林同济认为，由于他们长期负责公共事务，而且世禄世卿，养成“世业”和“守职”的观念，并造就他们的荣誉感和自尊心，形成了独特的的人格。

　　这就是一种“贵族精神”，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贵族精神呢？因为那是长久固定分工的社会。“士大夫”世代作为社会管理者和国家的保卫者，养成了负责公共事务和为国作战的习惯，而长期从事于此，必然养成“忠敬勇死”的精神，必然习惯性地爱管一些与他关系不大的公共性的事物。我们翻阅一下《左传》、《国语》，常常可以看到具有这种精神状态的人物，直到《战国策》中还不乏这类人物。

　　先秦的各种学派开山人物都是秉承了这种贵族精神的，他们以天下为己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是这种习惯于管理公共事务精神的发扬和“忠敬勇死”人生观的体现。就是为大儒们所不齿的游士，其中杰出者亦非一些后世拘拘小儒能望其项背。如鲁仲连、唐且、颜等人自尊自爱的态度也是不乏贵族色彩的。

　　秦一统之后，以吏为师，铲除一切民间思想。各个学派除了服务官府的，全部消失，游士更受到取缔。然而“贵族精神”却不是一时半会可以完全消灭的。民间秘密活动的游侠承继了这种精神（如项羽、张良等），秦朝末年，他们也投入了抗暴和复国的斗争。最引人瞩目的“田横五百士”就体现了先秦的贵族精神。

　　3、游侠必需的四种品质

　　那么，什么是游侠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品格呢？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有很具体的描述：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这包括了：

　　一、勇于帮助他人解决困难，主动去拯救在生死边缘的人们，不怕死，而且不求回报。也就是非为己，而是为他的。

　　二、为了拯救困厄中的人们，不怕触犯法律和世俗的道德观念，也就是敢于反抗现存的主流社会中的一切。

　　三、说话算话，言而有信，一诺千金，救人要救彻底。

　　四、不逞强，不自我炫耀，作默默无闻的奉献，为人低调。也就是司马迁在另一处所说的“其私义廉洁退让”。

　　这四条也是后世公认的游侠和侠客们所应必备的道德品质，直至近代武侠小说如金庸、梁羽生等人的小说在塑造大侠的人物性格时仍然基本遵循这个套路。这些品质的来源就是古之贵族、侠客们爱管与自己不相干事情，为解救他人的困厄而奔走，这正是古代贵族因为管理公共事务而形成习惯的延长，也就是林同济所说的“忠”和“敬”。然而，此时已经不是贵族社会，处理公共事务大权完全集中到皇帝手中，具体的部门和地方权力也是君主临时授予的。那些有贵族余习的人们干预公共事务就是对皇权专制的挑战，是与主流社会对抗。这种对抗本身就体现了“勇”和“死”。

　　《史记》中的游侠鲁国人朱家与汉高祖刘邦同时，在战乱中他救过许多人性命，仅名声卓著的“豪士”就有上百人，普通人更不用说了。他帮助人是从最穷的人开始，花钱无数，自己家中却没有余财，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助人不望回报，而且有回报也不接受。经过他救助的人有位至高官的，朱家终生不去见他。朱家的高风亮节，传遍天下，函谷关以东的士人没有不愿意与他密切交往的，但朱家却很低调，很少交游。另一大侠郭解少年时，盗墓铸钱，杀人报仇，无所不为，近于无赖，中年以后，改变以前的作风，以德报怨，他也像朱家等帮助处于困厄中的人们，而郭解为人更谦退，以德服人，并尊重各级官吏权威，不敢乘车进入本县衙门的庭院，其威望反而更高。

　　这些侠还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朋友遍天下，并受到普通人的爱戴，极具号召力量。汉初吴楚反抗朝廷，周亚夫奉旨讨伐，到洛阳后，先拜访大侠剧孟，把剧孟拉到朝廷一边。周亚夫对人说“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他把得到剧孟，比作除掉一个敌国，或得到一个友邦。可见侠的力量，他们背后都有民间力量支持，在某种程度上侠客已经是与国家政府相对抗的民间领袖。在皇权专制的统治下，不允许有另外的集团性质的力量存在。汉代最有侠的品格的郭解最后也被灭族，可见统治者对游侠憎恨之深；然而郭解却获得了民间极高的评价“天下无贤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成为司马迁为之着墨最多侠客。

　　为什么司马迁这样讴歌游侠，他说“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人都有可能遇到急难。他还例举自“虞舜”以来历代圣贤遇到的种种困厄，圣贤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些“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此时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如果有朱家、郭解式的人物伸一把手，使之脱离苦海，当事者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对此，司马迁是有切身体验的，他因“李陵案”被囚于诏狱，命如悬丝，他企盼游侠来帮一把，司马迁落空了，但他把这个殷切的企盼留给了后世，成为国人的三大企盼（明君、清官、侠客）之一。实际上汉唐之后，贵族的流风余韵，早已烟消云散，土壤没有了，不会有更多侠出现，游侠的影响只存在于文字和传说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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