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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年，中国虽然在形式上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但由于刘邦推行同姓分封制度，大量分封刘姓皇族为诸侯王（即封藩），导致国内出现了许多诸侯王国。这些王国拥有广阔的领土（大的王国动辄拥有几十座城池，据说仅齐、楚、吴三个王的封地就分去了天下的一半）、众多的军队（七国之乱时仅吴国就发兵20万），拥有相对独立的行政权、财税权和官吏任免权，俨然是一个半独立的国家。刘邦在世时，这些刘姓诸王还畏威怀德，不敢胡作非为。等刘邦死后，随着朝廷中功臣宿将逐步凋亡，以及诸王与皇帝血统的逐步疏远，这些实力雄厚的诸侯王们开始日渐跋扈起来，干弱枝强的问题日益突出，构成了对中央政权和国家统一的重大威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西汉政府从文帝开始，历经景帝、武帝，进行了前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以削弱诸侯国力量、巩固中央政权为核心的改革。而这其中又以景帝时的削藩和武帝时的推恩为最重大的改革。这两次改革虽然目的相同，但方式手段却迥异，而最终的结果也大相径庭。其中奥妙颇为值得人们深思。 削藩改革是御史大夫晁错于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提出的，其基本思想是大刀阔斧地剥夺诸侯王的封地，削弱其权力，对犯罪有过错的诸侯王，削去他们的支郡，只保留一个郡的封地，其余郡县都收归朝廷直辖。晁错认为，这些诸侯王，特别是实力最强的吴王刘濞，是必定会造反的。削藩会反，不削藩也要反。削藩，反得快，祸害小；不削藩，反得迟，祸害更大。秉承着这样的指导思想，朝廷决定，更改法令三十条，削夺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楚王的东海郡和薛郡、赵王的常山郡和胶西王的六个县。削藩令一出，就捅了诸侯王的马蜂窝。次年正月，吴王刘濞就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起兵造反。随即楚王刘戊、胶西王刘印、胶东王刘雄渠、苗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赵王刘遂，也都先后起兵响应。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叛军数十万浩浩荡荡直入河南，势不可挡。汉景帝在惊慌之下杀了晁错，试图安抚七国，但也无济于事。最终幸亏朝廷有梁王刘武（景帝弟弟）死守睢阳，阻滞了叛军的进攻，又以名将周亚夫为帅，出奇兵断叛军粮道，才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然而，这场让改革者和国家都付出了惨重代价的战争，却并没有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封藩问题。可能是出于维持社会稳定、避免更大规模战争的考虑，西汉朝廷在七国之乱后尽管推行了一些限制诸侯王权力的政策，但没有把剩余各诸侯王的势力彻底铲除。许多诸侯王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实力。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下战功的梁王刘武。梁王凭借着40余城的封地（规模直追当初的吴楚二国）、天子至亲的身份和显赫的战功，飞扬跋扈，使用天子旌旗，窥伺帝位。为了夺权篡位，他甚至派出刺客刺杀朝中十几名重臣。如此横行不法，就是当年的吴王刘濞也没有干过。铲除魔王的英雄自己却变成了魔王，这种似乎是电影情节的真实上演，不能不说是对削藩改革的莫大讽刺。 最终解决封藩问题的，是28年后（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根据主父偃的建议而实行的推恩令。推恩令的内容其实很简单，但又极其巧妙。汉初原本诸侯王的爵位、封地都是由嫡长子单独继承的，其他庶出的子孙得不到尺寸之地。推恩令则规定诸侯王所有的儿子都有继承权，都可以在原有的王国中分到一份土地。这一政策表面上以关怀诸侯王的庶子们、实践仁孝之道为幌子，实际上却是大大削弱了诸侯王的实力。按原有的继承制度，王国代代相传，规模一直不变，始终是朝廷的心腹之患。而推恩令一下，过一代，一个诸侯王国就会一分为几，甚至十几。即使是吴、楚、梁那样拥有几十座城的大国，不过分上一两代，就变成了一盘散沙，再也构成不对朝廷的威胁了。推恩令颁布后，诸侯王势力迅速瓦解，很快就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十余里，只能老老实实做顺民了。就这样封藩问题得到顺利解决。 如前所述，削藩改革代价惨重而成果有限，推恩改革兵不血刃却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从成本效益比的角度来看，两者之间简直是天壤之别。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什么呢？究其根本，这是由于在这两次改革中，改革者对当时各种势力的矛盾和利益诉求有着不同的分析，从而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建立起了不同的敌我阵营的缘故。 在削藩改革中，汉景帝和晁错使用的是一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他们简单地认为诸侯王就是朝廷的敌人，双方矛盾不可调和，爆发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削之亦反，不削亦反。而且他们也没有对诸侯王势力内部的利益关系进行分析，只是简单地将其看做一个整体。因此，他们采取了全面削夺诸侯王利益的削藩政策。结果也就自然而然地爆发了中央政府与各诸侯王之间的全面冲突。 其实，只要仔细想想，就不难发现汉景帝和晁错的这种思路是很有问题的。诸侯王的位子已经是富贵已极了。他们与朝廷为敌，图个啥？无非是想当皇帝。但大家都知道，皇帝只有一个人能当，其他的人仍然不过是当个诸侯王。那么这些人又何苦去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做赌注，为别人作嫁衣裳呢？仅从此点来看，就可以断定诸侯王势力内部不会是铁板一块，他们中的许多人的利益与朝廷是可以有交集的。要知道，朝廷的根本利益在于保证国家的统一和政权的稳固。而诸侯王方面真正是决心要触犯这一根本利益的人不会太多，他们中更多的是希望长保富贵，至多是获得更多一些物质利益。而这些人是完全有可能被团结到朝廷一边，而不致走到对立阵营里去的。与汉景帝和晁错不同，汉武帝和主父偃的推恩政策则是在深入分析了诸侯王阵营内部的不同利益关系之后做出的明智之举。首先，推恩令没有损害诸侯王阵营中最大的当权派——现任诸侯王们——的利益，因为推恩令只与他们死后的事情有关。这样就把对手阵营中最强大的一部分中立化了（少数现任诸侯王可能会将土地分封给自己的庶弟，但这都是在自愿的前提下进行的）。其次，推恩令争取到了众多诸侯王庶子们的支持，他们原本什么像样的东西都继承不到，现在却有了王侯之位，获得的利益几乎不亚于父王夺到了皇位。朝廷这一下又把诸侯王阵营中人数最多的一部分变成了自己的同盟军。唯一利益遭到损害的是诸侯王的嫡长子们——自己继承权被摊薄了。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虽然物质财富的数量相对来说少了，其绝对数量还是相当可观，人间富贵并没有被剥夺，而换来的好处是朝廷不再视他们为心腹大患，更有利于长保富贵。从这个角度来看，除了极少数一心想当皇帝的野心家，其他的嫡长子们在这一改革中也不见得就吃了多少亏。这样一来，诸侯王阵营中的绝大多数不是成了朝廷的同盟者，就是被中立化。敌对阵营里只剩下了极少数人，根本无力兴风作浪。无怪乎推恩令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强有力的反抗就获得了成功呢！ 削藩和推恩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关系和利益诉求是复杂交错的。绝对的非黑即白、汉贼不两立的情况其实并不多见。更多的是各方既有矛盾之处，又有利益的交集。改革者们如果不进行深入分析，而推行简单粗暴的政策，就会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人们都赶到对立面去，这样轻则增加改革的成本，重则直接威胁到改革的成败。而如果改革者们能够学会与各方共舞，分析出各种势力的根本利益所在，尽可能找到大家的共同利益交集，就能够建立起最广大的改革统一战线，从而保证改革的顺利推行。 (声明:文章内容来源网络,非本站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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