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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医圣。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 而比起好些名医的世家传承，甚至草根身世来，医圣张仲景，却是个绝对的另类，他的家庭，是当时东汉王朝的官僚世家，虽说比起名门显贵有差距，生活却还优越，家里的藏书尤其多，家风传承很好。作为这种家族的子弟，在那个已经基本看出身的东汉中后期，更是生在了蜜罐里，基本是到点出山做官，享受优厚生活。 可是张仲景很快就发现，这样的生活，不是他想要的。哪怕是在家读书时，家里的浩繁藏书里，有一类图书，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他——医书。哪怕读经史子集时，里面的医学故事，也常令他拍案叫绝。这个旁人看来陌生的领域，于他却有着无比的吸引力！ 而也在看过了身边太多事情后，张仲景越发认定，自己一定要走上这条路。那个年代，正是东汉瘟疫肆虐的年代，从东汉中期起，鼠疫就像恶魔一样，常年在中华大地上徘徊，甚至就连锦衣玉食的东汉皇宫，皇子皇孙们染瘟疫而死，都是常见的事情，民间的情况，更是严重到恐怖，就以张仲景晚年回忆说，自己的家族，大约同辈的亲人们，有七成都死于伤寒瘟疫，各地的情况，甚至到了“室室有号泣之哀”的地步，悲情的场面，从小就耳濡目染。 比起这般悲情的场面，作为一个官宦子弟，他看到的官场圈子，场面却是更悲情，官僚们要么互相倾轧，要么就是成天空谈无用的学问，毫无治民的经验，少年的时候，眼中还无比神圣的官场，随着年岁越长，却发现越发可笑。难道作为一个官宦子弟，自己以后要走的路也是这样？不！绝不！也正是在看过了太多类似的场景，小小年纪的张仲景，心中对医学的热情，终于烈火一般燃烧起来。十岁的时候，就拜了当地名医张伯祖为师，开始了学医之路。 如果说先前的张仲景，好似少林寺里看守藏经阁的少年，早就把各种典籍一一涉猎，那么在拜张伯祖门下时，他开始的，就是更加艰辛的修炼之路。这位张伯祖先生，当时就是南阳头号医生，更是治疗伤寒瘟疫的高手，年纪轻轻的张仲景，不但在他门下学文化，更要一次次给他打下手，亲眼看着他诊治各种伤寒病人，年岁大点的时候，还要亲自上手帮忙，就这样二十年时间，多次亲身实践。 这段经历，看起来轻描淡写，但只要稍微脑补一下医学常识，就知道这一条路，简直就是每天在敲死亡的大门，伤寒瘟疫的传播速度，了解一下世界上几次重大的瘟疫，就知道有多恐怖。以张仲景自己的话说，曾经在一天之内，见识过十多种不同的伤寒病例，而且接触到病人的患者家属，也都无一例外感染。每一次的抢救，几乎就是与死神擦肩。幸运的是，张仲景熬了过来。 他在这个领域里，越发展现出卓越的天才，甚至到了三十岁时，已然是在洛阳都十分知名的医生。当然在大家眼里，作为一个官宦子弟，他的医生身份，也不过是在玩票而已，由于有过不少成功治疗的经历，他和诸如刘表这些名流人物，也都有了良好友谊，凭着这好人脉，他三十岁左右的时候进入了官场，到了建安年间，更是官升一步，荣任长沙太守。 在好些人看来，这位年轻时候的医学票友，现在已经是一个标准的官僚了。但谁都没有想到，这一场任命，竟然会是这位医学爱好者，人生重要的分水岭在东汉那个年代里，官场的一个硬规矩，就是“既官勿医”，既然要做一个官员，那就断了亲自行医的念头，这就是东汉王朝的体面。可是，张仲景为官的年月，却是个特殊的时期：建安时代。 说到这个时代，文学爱好者们很熟悉的，就是著名的建安文学，但是当时老百姓们最熟悉的，却不是离他们很远的文学，却正是近在咫尺的瘟疫，就是在建安年间，早就肆虐多年的瘟疫，已经到了空前恐怖席卷的阶段，张仲景在任的长沙，更是出名的重灾区。以张仲景自己的话说，很多当地的乡镇，由于疾病肆虐，已经变成了空城。面对空荡荡的城镇，张仲景终于下了决心：规矩！不要了！ 他正式在府衙打开了门，规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端端正正的在大堂里，为当地百姓诊治。每到这时候，昔日的官员张仲景，就变成了医生张仲景，多年修炼的医学才能，更是完美的施展，哪怕遇到无法诊治的病，他也会不辞劳苦找到医法，甚至放下官员的架子，主动登门求教！ 于是，就好像残酷的车轮战一样，医生张仲景，以惊人的毅力，完成着这个艰巨的治疗工作，而他的治疗经验，也是越发丰富，眼看着治理伤寒，信心越发的足，可是宦海浮沉，却越发的心寒，此时的大汉王朝，已经是末世，瘟疫如此严重，救灾却十分低调，各级的官员人浮于事，百姓的死活根本不放在心上。可以攻克得了瘟疫的张仲景，却苦于医药缺乏，得不到上层的支持，依然眼睁睁看着大批病人死去。这种无能为力的痛苦，彻底刺痛！ 终于，到了五十五岁那年，张仲景终于认定，指望自己来救瘟疫，是救不过来的，指望朝廷，更是不靠谱的，唯一的办法，只有继续离经叛道：官也不做了，带着全家去岭南隐居，为了一件比坐堂瞧病还要重大的事：写书！他要写一本书，一本包括了所有伤寒杂症治疗方法的书，里面要写明白各种症状，明白的让老百姓都一看就懂，更要有各种靠谱的治疗方法，不但要有疗效，更要有细化区分的针对治疗。为了这个理想，他开始了人生最艰辛的阶段，在岭南忍着寒苦生活，过着离乡背井的日子，躲避着战乱肆虐，一笔一笔，写下这个理想。虽然直到公元285年，他的灵柩才得以返回故土，但他成功了，这本书，就是《伤寒杂病论》。 在西晋年间，西晋人王叔和将这部书整理后，终于流传天下，之后历经汉唐宋各代，书中有关治疗瘟疫的宝贵经验，得以代代流传。在恐怖的伤寒瘟疫面前，这本历经心血的图书，虽然有好些内容散失，但核心的思想保存了下来，并在之后中国一次次瘟疫灾难中得以验证。它好像一盏明灯，给中国人照亮了一条战胜瘟疫的路。如果没有这本书，我们可以想象欧洲黑死病的恐怖惨状，而同时代的中国，因为这本书，炎黄子孙才多了一把抗击瘟疫的盾牌！ 张仲景以扁鹊为标杆，主张医者就应发挥前代名家的优良传统，他在著作开始就对扁鹊的经历和为人进行赞扬。当初扁鹊去给患有假死症的虢国太子看病，治愈之后，人们称他能起死回生，扁鹊十分谦虚，并不以此作为自我吹捧的资本。由于战国时，战乱不休，人们常常有各种不同病症，扁鹊只求能治好病，并不局限于自己的专长，妇科、儿科等医生他都做过。对于扁鹊大度无私、以病人为重的品质，张仲景十分敬慕，他在为人治病的过程中，往往比照扁鹊，注重自己的医德修养。 在基本的修养之外，张仲景主张医者必须尊重自己的职业，以为病人诊治为重。当时有不少医家热衷功利，不重视医术，张仲景对此加以批评，称一旦遇上病患，必然会耽误病情，引发严重后果。正是因为目睹了无数人患病而逝，无人可以救治，张仲景才决心投入行医事业中，并将经验汇集成书。在著述里，张仲景毫无卖弄、夸耀之意，全都是以平实易懂的语言，对疾病情况和治疗方法进行论述，方便人们进行阅读和参考。据说，张仲景担任官职时，每逢月初、月中，就会在官衙里摆好案几，为百姓治病，这便是后世“坐堂”的由来。 张仲景反对保守不前的态度，认为要了更多疾病知识，医者在深入研习前贤著作，知晓其实质的同时，也不能因循守旧，不加改动就运用。在张仲景看来，要注重推断、演绎和创新，根据实际病症决定怎样诊治，切勿固守旧有的治疗方式，要因时而变。在治病过程中，张仲景强调，医者必须认真负责，以人命为重。有时候，诊治效果怎样，不仅单纯取决于医者专业水平，更同医家的医治态度和作风有关。作为医者，对待病人就应该仔细谨慎，详审明察，不能粗心大意，忽略病人状况。 东汉时巫祝盛行，而张仲景对此坚决反对，并劝说人们不要迷信巫神，对于有些病人行止怪异、情绪变化无常，这都是疾病引起的，而不是什么巫怪作祟。张仲景正是在看到很多病人因为受到巫师的蒙骗而白白送命，于是对此格外注意，还常常提醒病人。身为医者，张仲景谨慎细心，并已在医学上不断进取作为自己的目标。他从年少时期，就热爱医学，并且以先贤的言论激励自己，坚持研习医学，不断取得成就。 张仲景不仅取得了难以企及的成就，而且有着高尚的品性。他始终将前辈视为标杆，在从医道路上始终端正严肃，不慕功名，以救治人命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不论是借鉴古人经验，还是不断学习、研习新的医术，他都是为了使当时饱经苦难的人们减缓疾病带来的疼痛。 他贬斥巫神，号召人们不要轻易听信巫邪的鼓吹，凡有不适要及时医治，也体现了他对行医求真切实的态度。东汉末年，人们经受了战乱、疾疫、灾难的摧残，虽然有数不胜数的人因此死去，但是同样有像张仲景这样的医者，立志救人于危难之中。他的事迹和遗留的著作，不但受到东汉时人的赞誉，也一直被后人所尊敬和感念。 (声明:文章内容来源网络,非本站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