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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冶出生于一个官宦人家，年幼的时候就被打上了“不安分”的道德标签。 据说六岁的时候，她写了一首《蔷薇诗》：“经时不架却，心绪乱纵横。”因为“架却”就是“嫁却”的谐音，所以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她不想嫁人，而想要“乱纵横”。于是，她的父亲又生气又担心，认为此她小小年纪就知道待嫁女子心绪乱，长大后恐为失行妇人，“必失行妇也”，干脆把她送到道观里修行，好让她这颗“懵懂之心”尽快在清心寡欲的道观里洗涤干净。 然而，女道士这个职业在唐朝，恰恰是不让女人安分的—这个本应如仙如画的超凡形象早已被开放的皇族们视为乱来的工具，太平公主为了躲避和亲，当了一段时间的女道士才出嫁；唐玄宗看上了儿媳妇杨玉环，为了避免尴尬，让杨玉环当了女道士才入宫；玉真公主为了逃避政治纷争，干脆认真当起了女道士，却无心插柳地成了文艺沙龙主人，跟大诗人李白闹起了绯闻。 上梁不正下梁歪，女道士在皇族的示范下，从超凡脱俗的形象变成了高雅的“交际花”，而李冶在这么一个异度空间里，命中注定要不安分了。 当她正值青春年少时，第一个男人上线了—朱放。 他其实就是一个隐士，做过一段时间的小官，其间曾与李冶相恋，后来被皇帝征召，却不肯赴任。 他在历史上的形象虽然模糊，可是他在李冶的诗词里却占头一份，李冶把最露骨的爱情诗词都献给了他：“相思无晓夕，相望经年月。”他也回过一首：“莫将罗袖拂花落，便是行人肠断时。” 可惜的是，两人最后没有在一起，究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朱放有门第观念，不想娶一个女道士为妻。可是按照他辞官不就的行为来看，他似乎不是一个拘于俗礼的人，那么最有可能的是第二个原因—他已经娶妻了，而李冶不愿做妾。 李冶不愿做妾，她自己并没有说，在诗词里却透出了一些信息，即使在两人热恋的时候，李冶也没说出“须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之类的话，她说的是“别后无限情，相逢一时说”—离别之后有相思情，相逢的时候只有片刻的欢悦。
即便在最热情的时候，李冶对男人的爱情依然保持着冷静的审视，就像《红楼梦》里贾母的丫头紫鹃说的那句话：“公子王孙虽多，那一个不是三房五妾，今儿朝东，明儿朝西？要一个天仙来，也不过三夜五夕，也丢在脖子后头了……” 为爱做妾，男人爱你的时候，自然百般好，可是若有朝一日他不爱你了呢？妾不如奴，到时候还不是由大妇拿捏，生不如死？与其如此，不如自由。 李冶看得明白，走得也清楚，相爱无果，两人分手。 恢复了单身的李冶似乎自由了，可是，她的路其实也被限制住了—唐朝看似开放，可是主流文化依然是要讲究名节的，尤其对女性。她与朱放谈过一次恋爱，被人娶为妻子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除非做妾。可是幸运的是，依然有男人愿意爱她娶她—茶圣陆羽。 陆羽在历史上以《茶经》为名，是第一个写过茶业专著的才子。这个男人在李冶的诗词中并没有露骨的爱情表达，行为却很“暖男”。李冶病了的时候，他专门去看望，李冶还特意写过一首诗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按理来说，这样的暖男对自己关心备至，又是单身未娶，李冶凑合一下也就嫁了，可是没有，李冶对陆羽的感情并非爱情，更像是一种珍贵的友情，她自己可能也很明白这一点，所以尽管他是暖男，她却不嫁。 有一种女人对爱情的要求很纯粹，不会因为世俗的条件动心，也不会因为别人的倾慕而将就，李冶不想被爱情选择，她要自己选择爱情。 然后，她遇到了第三个男人—皎然。 皎然是个和尚，还是个名僧，并且血统高贵，俗姓谢，是谢灵运的十世孙，大概长得也不错。最关键的是，他得到了李冶的喜欢，她主动追求皎然，却被他拒绝了。 这件事在后人看来似乎是文人之间的风流雅事，可以轻飘飘地一笑而过，可是对李冶来说，却是致命的，甚至是人生转折的一件重大事件。 皎然是和尚，李冶是女道士，女道士勾引和尚，这种不伦的事情，皎然居然用诗词的方式公开了，这样做是为了标明自己修行高超，不会为女色所动，自然被人称赞，可是对李冶呢？ 如果说，在这之前，别人眼中的李冶还带着几分修道者的冠冕堂皇，那么这首诗则则彻底揭穿了李冶的“本来面目”—她是风流放荡的女人，连和尚也要勾引！她万万没想到，自己这场美好的爱情追逐，却被这个道貌岸然的和尚推到了悬崖边上。 跳下去，她会成为被人当成玩物的暗娼，男人们会用金钱收买她、占有她，可是也会越发鄙视她，她所拥有的诗才最后也只是她卖肉价格的点缀而已。 那么，跳还是不跳呢？ 李冶没有跳，而是转身走了另外一条路—变成“男人”！ 她深深地意识到在这个尴尬的社会里，只有变成男人的同类，才会得到男人的尊重，同时，她也失去了恋爱的自由，可这有什么关系呢？男人的爱情譬如朝露，太阳一出来就蒸发了，与其伤怀于此，不如干脆做他们的同类，跟他们共进退，这样自己的才华也能得到真正的尊重，自己会活得更自由、更豁达。 于是，李冶转身了。 转身之后，李冶的诗词越发像男人写的。 比如“因过大雷岸，莫忘八行书”“湓城潮不到，夏口信应稀”“归来重相访，莫学阮郎迷”，其气势之恢宏显而易见。 她与男人平辈论交，男人也不再把她当成普通女子，反而把她当知己，经常跟她诉说家庭的苦楚、仕途的艰难以及世情的苦痛。李冶超越了男女的性别之分，同时也理解了男人的思维方式，跨越了两性的鸿沟，终于明白男女之间的远与近，写下了那首惊天动地的诗： “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 从某种意义上，她变身成功了。正因为变身成功，兼有女性的特点与男人的才华，她也被男人认同了，而认同的一个标志则是“荤段子事件”。
李冶有次与诗人们在开元寺聚会，大家开怀畅饮，吟诗作和，李冶大概喝多了，知道诗人刘长卿有阴重之疾，就引用陶渊明的一首诗来嘲讽他，故意问他：“您的疝气病好了吗？”刘长卿居然也不恼怒，还了一句“众鸟欣有托”（幸好有布兜托着呢），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后人把这个例子当作李冶放荡的典型，其实这未尝不是男人们把李冶当“哥们儿”的一种认同。只有在自己的同性面前，男人才会开这种放肆且不暧昧的玩笑。 李冶被男人们认同后，其才华和名声很快传扬开来，大家不再把她当作一个玩物，一个性感标签，而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 后来唐玄宗听闻她的才名，召她入宫，并将她“留宫中月余，优赐甚厚”。 按理来说，这可以说是李冶人生的巅峰，毕竟她差点儿变成一个被人玩弄的暗娼，却变身成功，最后以诗才得到了人们的尊重，尤其是男人们的尊敬。按说她应该欢喜才是，可是她很悲伤。 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仰愧弹冠上华发，多惭拂镜理衰容。”她对着镜子看着自己，感叹红颜易老，她再也不是当年貌美如花的样子，皇上即使看上了她的诗才，也不会看上她的人了。 寂寞太久，她忽然又想起了爱情，又想到了归宿，可是已经回不去了。 她注定要以男人的角色活下去，世人认可她的也只是她的才华。她年轻时为了回避沉沦所进行的变身成就了她，也让她永远失去了做女人的资格，甚至后来给她带来了杀身之祸。 唐德宗年间，某节度使叛乱，攻入长安，因为听过她的名声，这个节度使便逼着她写诗歌称颂自己，她写了。这没什么好说的，对于政治，她不是很懂，她只是个诗人，刀架在脖子上，她不能不写，然而写了之后，却没想到遭到了德宗的报复。 德宗回京之后，听说了这件事，召她来，问她为什么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坚贞不屈。史书说，她无言以对——与其说她是愧疚，不如说是一种无奈。 她变成男性角色本来就是一种无奈，通过这个角色获得的荣耀让她几乎想要重新回归女性，可惜已经晚了，她回不去，社会也不允许她回去了，于是，她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但是她能在感情上通达男女，却无法真正理解男性世界，尤其是关于政治的君君臣臣。于是她死了，就像一只披挂着虎皮的鹿，在厮杀的雄性世界里成了毫无意外的牺牲品。 (声明:文章内容来源网络,非本站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