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晚清第一外交官

　　 晚清七十多年的历史给人的记忆几乎都是灰色沉闷的，这七十多年的历史进程乏善可陈，鲜有亮点，太多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带给国人的伤痛难以回首。但也正是在这种如铅色的沉重之中，在晚清的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一位出色的外交家，使那时的中国出现过一抹亮色，赢得了一些尊严。也就是这位外交家从心底呐喊出：中国睡狮已醒。

　　 这位外交家就是“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曾国藩被推崇为“千古完人”、“官场楷模”，他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出身名门的曾纪泽可谓深得其父的真传。他牢记父亲的立德、立功、立言的教诲，做到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并在此基础上向着人生的最高目标“治国平天下”奋进。

　　 曾纪泽(1839—1890)，字劼刚，曾国藩长子，中国清末外交官。他通经史，工诗文，精算术，又受洋务思潮影响，30岁起刻苦学习英文，潜心研究外交和国际政治，以“学贯中西”见称于时。1878年8月，曾纪泽出任驻英法公使，在中西对峙的国难当头之际，通过自身敏锐的观察和收复伊犁的谈判，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同时，他也从国外的角度反观中国，最早发出了“中国睡狮已醒”的惊世骇俗之论。

　　 曾纪泽出任驻英法公使时，慈禧太后非常重视，在曾纪泽出使之前，于光绪三年和四年(1877、1878)，两次召见了他，亲自询问了他的行程以及外国的外交体制等一些具体的问题。在史海中留下了慈禧太后与曾纪泽的对答：

　　 “办洋务甚不容易。闻福建又有焚毁教堂房屋之案，将来必又淘气。”

　　 “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中国臣民当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有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现在中国人多不明此理，所以有云南马嘉理一事，致太后、皇上宵旰勤劳。”

　　 “可不是么？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但是要慢慢自强起来。你方才的话说得明白，断非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

　　 “是。”

　　 “这些人明白这理的少。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

　　 “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了。近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信，常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字，正是拼却名声，以顾大局。其实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

　　 曾纪泽在与慈禧的对话中不但为其父曾国藩赢得了最高执政者正当公允的评价，同时也恰当地表达了曾氏家教对自己的影响。慈禧还询问了曾纪泽对洋务的看法和外语水平。

　　 “你在外多年，懂洋务否？”

　　 “臣父亲在两江总督任内时，兼署南洋通商大臣，在直隶总督任内时，虽未兼北洋通商大臣，却于末了儿办过天津教堂一案。臣随侍父亲在任，闻见一二，不能全知。”

　　 “你能通洋人语言文字？”

　　 “臣在籍翻阅外国字典，略能通知一点。臣所写的，洋人可以懂了；洋人所写的，臣还不能全懂。”

　　 “只知道英国的？”

　　 “只知道英国的。至于法国、德国等处语言，未曾学习。美国系与英国一样的。”

　　 在第二次的召见中，曾纪泽又强调了当时英语为国际商务用语，而法语为欧洲外交官方语言。曾纪泽在回答慈禧的问题时，还强调了翻译一职和办洋务的区别，提出朝廷在挑选洋务官员时不必把外语水平作为一条标准。“若遣使必通洋文洋语，则日后择才更难。且通洋文、洋语、洋学，与办洋务系截然两事。办洋务以熟于条约、熟于公事为要，不必侵占翻译之职。”从曾纪泽和慈禧的对话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求真务实、敢讲真话的曾纪泽。

　　 初到欧洲，曾纪泽以诗明志。诗曰：“九万扶摇吹海水，三千世界启天关；从知混沌犹馀言，始信昆仑别有山。”曾纪泽对英国人的傲慢之举予以严厉的反击，彰显了一个泱泱大国义正词严凛然不可欺的一面，赢得西方外交界的尊重和朝野的好评。慈禧太后欣喜地赞叹道：“看不出，曾纪泽还真有些胆量！”

　　 同治十年(1871)，沙俄趁清朝西北边疆动乱之机，以“代为收复”为名，出兵占领了新疆伊犁地区。光绪四年(1878)，左宗棠收复新疆，沙俄拒不归还伊犁。清政府派崇厚为使臣赴俄谈判索回失地。昏庸无能的崇厚在沙俄的利诱威胁下，于光绪五年(1879)十二月二日擅自与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根据该约，中国虽然收回了伊犁这座孤城，却丧失了大片土地，除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和特克里斯河流域大片富饶的领土外，还要赔款500万卢布。

　　 消息传来，朝野震惊，举国哗然。迫于压力，清廷不予承认和批准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并将崇厚革职查办，令左宗棠做好战争准备，以防不测。沙俄恼羞成怒，派大军屯集边境，并调集军舰游弋远东。在此期间，由于沙俄国内出现了一些变故，俄方同意了清廷的重新谈判的要求。

　　 光绪六年(1880)二月，清廷派驻英公使曾纪泽兼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修订崇厚先前所立的条约。曾纪泽知道自己要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个异常贪婪蛮横的国家。但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他没有其他的选择，只有义无反顾知难而进。曾纪泽决心“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

　　 曾纪泽认为伊犁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放弃伊犁等于放弃整个新疆。于是，他提出以金钱换土地的方法，即使多赔点钱也要收回土地——钱是可以再生的，土地失去则不能再回。这一外交策略在当时可谓卓有见识。

　　 光绪六年六月，曾纪泽抵达彼得堡，开始长达半年的艰难谈判。与曾纪泽谈判的俄国代表是外交大臣格尔斯和驻中国公使布策，这两人十分霸道蛮横强硬，坚持不改崇厚先前所立的条约。

　　 他们对曾纪泽说：“两国全权大臣已经签订好了条约，没有什么可以修改的了。”

　　 曾纪泽语气坚定地回答：“因为中国的使臣崇厚失职，违背了朝廷的旨意，所以这个条约理应酌情进行修改。”

　　 格尔斯和布策又说：“崇厚是头等全权大臣，你是二等出使大臣，又无全权，怎么能够修改崇厚与我们签订的条约呢？”

　　 曾纪泽针锋相对：“我既然是驻俄公使，就有权同你们谈判修改条约的事。”

　　 格尔斯和布策被顶得无话可说，只好同意与曾纪泽谈判。曾纪泽把需要修改的地方一条条列出。格尔斯看后暴跳如雷：“这不是把前面所订的条约全部推翻了吗？俄国沙皇已经向清朝廷提出最后警告，假如不批准以前签订的条约，我们就只能用大炮来发言了。”曾纪泽毫不退缩地回答：“如果两国间不幸发生战争，中国用兵向俄国索还土地，那就什么地方都可以索取，决不只限于一个伊犁。”几天后，格尔斯和布策又蛮横地向曾纪泽提出：“我们守卫伊犁的军费总共为1200万元，中国必须予以赔偿。”

　　 曾纪泽冷笑道：“双方还没有打仗，哪里跑出来的军费？”

　　 格尔斯和布策说：“如果你们不答应，俄国只好开战了。”

　　 曾纪泽不卑不亢，针锋相对：“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倘不幸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俄一战。一旦打起仗来，谁胜谁败还不一定呢。中国人坚忍耐劳，纵使一战未必取胜，然中国地方最大，虽数十年亦能支持，想贵国不能无损。大清如果获胜了，那俄国也必须赔偿我们军费。”

　　 其时，俄国内有国事不宁，外有左宗棠有作战准备，自然不敢轻举妄动。再加上曾纪泽恪守“替国家保全大局”的信条，以其非凡的毅力和坚韧，始终如一不为利诱，不折不挠，不屈淫威，“逐日争辩，细意推敲”，始终表现出“不肯苟且迁就之意”，极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双方正式会谈辩论有记录可寻的为51次，反复争辩达数十万言。终于迫使俄国政府修改条约，除了将伊犁归还中国外，又归还了伊犁南面的一大片领土。曾纪泽不辱使命，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英雄式的外交大臣。

　　 光绪七年(1881)二月二十四日午后，双方重订《中俄伊犁条约》，此次签订的条约全称为《中俄改订条约》，用中、俄、法三国文字缮就定稿，中文约本有数页为曾纪泽亲手所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

　　(一)沙俄归还其强占的中国伊犁地区，约2万多平方公里的伊犁等9城。但为安置“入俄籍而弃田地之民”，霍尔果斯河以西和伊犁河南北两岸的中国大片领土交由俄方管理。

　　(二)规定“伊犁居民，或愿仍居原处为中国民，或愿迁居俄国入籍者，均听其便”。

　　(三)中国赔款900万卢布(约合509万两白银)，用以“代收，代守伊犁所需兵费”及“补恤”俄商、俄民等。

　　(四)俄商在中国新疆各城贸易，暂不纳税；在中国蒙古地区贸易，照旧免税。

　　(五)准俄国在肃州(指肃州所属的嘉峪关，在今甘肃嘉峪关市)和吐鲁番增设领事。

　　 《中俄改订条约》与俄国和崇厚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相比，除赔款增加了400万卢布外，在界务和商务方面，中国都争回了很大一部分主权。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条约是从沙俄已经到手的利益中挽回的，是虎腹取食，曾纪泽实现了“挽狂澜于既倒，探虎口而索食”。这一次谈判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功谈判，在外交上取得了一定的胜利。签字之后，沙俄代表格尔斯握着曾纪泽的手说：“我办外国事件四十二年，所见人才甚多，今与贵爵共事，始知中国非无人才！”并称他为“世界罕见的使才”。

　　 光绪七年三月二十六日，清政府钦差大臣、全权代表、中国驻俄公使曾纪泽与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斯重新签订的《中俄改订条约》正式对外发布。此条约一公布，世界舆论顿时一片哗然。

　　 英国驻俄国公使德佛椤当日向英国外交部电告此事时称：“奇迹！中国的曾纪泽已迫使俄国做出了它未做过的事，把业已吞下去的领土又吐了出来！”

　　 法国驻俄公使商西由衷赞叹：“无论从哪方面看，中国的曾纪泽创造的都是一个奇迹！”法国籍军官日意格的评价则是：“我没有看错，曾纪泽确是我接触到的所有外交官当中最优秀的一个！”

　　 英、法、美等国的各大权威报纸均载文评论说：“中国的天才外交官曾纪泽创造了外交史上的一个奇迹，他迫使大俄帝国把已经吞进口里的土地又吐了出来。这是俄国立国以来不曾有过的事情。”

　　 晚清学者俞樾用了十六个字评价了曾纪泽的这次外交功绩：“公踵其后，十易八九，折冲樽俎，夺肉虎口。”

　　 伊犁谈判的成功，提高了清王朝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一改中国近代以来“奴才外交”的懦弱形象。

　　 法国对越南垂涎已久，光绪九年(1883)，法军由海、陆两路挑起战争，威逼清廷就范，中法战争爆发。曾纪泽又与法国展开外交斗争，主张“坚持不让”，“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他认为中国应取“刚严”之态，整军备战，以战求和。法国见曾纪泽不好对付，向清政府提出撤换曾纪泽为议和条件。迫于法方压力，清廷免除了曾纪泽驻法使节之职，由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签订了《中法新约》，将中国在越南的一切权益彻底放弃。曾纪泽闻讯，极为悲愤，斥责李鸿章“闻法不索军费，遂将全越让之”，完全是目光短浅之举。

　　 曾纪泽卸驻法大臣职后仍为驻英、俄大臣。光绪十年(1884)三月，他几经周折与英国议定《洋烟税厘并征条约》，为清政府争回每年增加的烟税白银200多万两。

　　 曾纪泽在出使英俄期间，感到清王朝顺应世界潮流的变局已经到来，清王朝这头睡狮正在醒来，“中国真醒大醒”，“无复有睡之意矣”。他用英文作《中国先睡后醒论》，发表于伦敦《亚洲季刊》上。文章义正词严地驳斥了列强对中国的鄙视，指出外来侵略足以“唤醒中国于安乐好梦之中”，中国“全备稳固可翘足以待”。曾纪泽对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满怀信心。

　　 光绪十二年(1886)，曾纪泽奉旨回国，虽先后在海军衙门、总理衙门、兵部等部门任职，但并无实权，无所作为。他曾作诗自叹：“年来益觉名心淡，好梦时时在故乡。”在日益腐朽的清王朝晚期，曾纪泽的政治主张始终无法实现，这是他抱憾终身的痛楚。

　　 光绪十六年(1890年2月23日)，突患中风的曾纪泽卒于任，时年51岁。朝廷循例抚恤，加太子少保，谥惠敏。正当国家多难之秋，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外交家、一代外交巨子溘然长逝，令人扼腕叹息。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曾纪泽的辞世是中国外交界的重大损失。没有了曾纪泽的晚清王朝，在外交方面从此进入了“磕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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