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失仪”后果究竟有多严重？轻则鞭笞,重则死罪！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诞生了许多礼仪文化，我国自古以来被称为礼仪之邦，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古代“失仪”后果究竟有多严重？轻则鞭笞,重则死罪！

　　中国古代有五礼之说“祭祀之事为吉礼，冠婚之事为嘉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军旅之事为军礼，丧葬之事为凶礼”。可谓头上悬着礼，脚下踩着礼，礼，无时无刻不被看在眼里，唠于嘴上，记在心上。

　　谨防无故失礼，古时，失礼之责，轻则被人讥笑，讽刺，鄙视，重则罢官流放，身陷囹圄，甚至人头落地。

　　礼，温柔时，可让你加官进爵，青云直上，流芳百世;

　　礼，暴躁时，可似利刃让你身穿百孔，血流不止。

　　礼就是这样奇特，人际沟通，情感联络，都少不了它的身影，攻伐征战，婚丧嫁娶，也有它的参与。家有家礼，国有国礼，家礼可道人伦，显家威，国礼，可定国道，守国序。违家礼，家规惩处，背国礼，国法惩治。

　　所以，为人处世，要学礼，为仕途，要学礼，为保命更要学礼。

　　礼之不存，人难做，家难当，国难立。

　　下面以明代为例，说一说官员上朝的那些事儿。

　　明代的朝仪，文武百官在朝班排序和入朝顺序上都按照各自的等级而行，如果有不遵违礼的失仪者，将会受到纠察官员的弹劾。洪武二十年(1387年)十月，朱元璋命礼部尚书李原名负责重新制定朝会礼仪，并颁布中外以此成为定例。

　　李原名召集礼部相关官员，结合历代旧制，制定了二十六条规定。其中朝会礼仪共八条。第一条就是朝班顺序，规定：最前班首依次为公、侯、驸马、伯;其后自一品而下各级官员依照品级，文东武西依次序立;除常朝官员外，负责纠察的官员面北而立，纠察百官的礼仪;纪事官员居于文武第一班之后，以便于观察记录。

　　按制度规定，所有官员均不许搀越，如果有事上奏必须从班末行至御前跪奏，不允许于班内横过。这一条我们在很多影视作品中得以发现不足，剧中很多官员有事上奏都是直接从班内走出，这一点不符合历史实情。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令礼部设置百官朝班序牌，大书品级，列丹陛左右木栅之上，文武百官各依照品级序立侍班，违越者罚之。然而实际执行过程中，朝班序立也会根据实际情况略有调整，永乐皇帝晚年身体状况不佳，御门听政时须女官扶持上下，故而百官侍立位置有所变动。

　　除了百官的朝班站位序列外，在入朝次第等方面也有严格的规定。公、侯、驸马、伯等虽然在朝班序列上居前列，但是入朝顺序却位于朝参将军和近侍官员之后。史料有记载：“将军先入，近侍官员次之，公、侯、驸马、伯又次之，五府六部又次子，有应天府及在京杂职官员又次之。有不如仪者，从监察御史及礼仪司纠核。”

　　明代文武百官的朝班序列及入朝次第自洪武朝明确以后，历朝根据具体情况的需要略有改动。然而，虽然有明文条例，但是实际执行起来往往也有差距。万历皇帝因久不上朝，朝班礼仪早已生疏，偶尔举行朝会，百官互争先后，不知礼法成规，常有官员越次以进，而纠察官员竟视而不见，任由争执喧哗。

　　因此，为了确保制定的礼仪能贯彻下去，就必须制定相应的措施来约束官员，并对违礼者予以惩处。朝廷礼仪关系着天子的至高权威与尊严，必须庄严隆重，在帝王们看来，失仪就意味着对君权的蔑视，必须严加惩处。

　　从朱元璋开始就已经对各种失仪行为作出了详细规定，甚至连走路姿势、咳嗽吐痰、交头接耳、喧哗谈笑这样的小细节也不厌其烦地再三提及。

　　洪武初即规定，所有未熟悉礼仪的官员、新任官员、诸武臣每日于午门外演习，令御史二人负责监视，有不遵礼仪者即纠举。百官入朝失仪者亦依律纠举，后又规定每日都察院轮流委任监察御史二人，侍班纠察失仪。然而，朝廷礼仪复杂而繁缛，官员们纵然再小心谨慎，五花八门的失仪举动也还是在所难免。有时因走路不稳，误跌倾倒也会被纠举，遭锦衣卫的执问。

　　官员因为失仪将会受到降职、廷杖和罚俸的处罚，不过从整个明代的情况来看，降职的不多，这也可以理解，官员失仪都是无心之举，这也算不上是原则性的大是大非问题，一般都是以批评教育为主。

　　话说,隋朝有位叫苏威的大臣,此人来头不小,曾是是隋朝的四贵重臣(苏威与高熲、杨雄、虞庆则并称“四贵)之一。在隋炀帝时,苏威又与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内史侍郎虞世基参掌朝政,当时称他们为“五贵”。可见苏威在隋朝可谓权倾一时,一度受到皇帝的信任、恩宠。

　　苏威对隋朝也是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服侍两朝三十余载。因隋炀帝后期,各地起义,此起彼伏,直逼京师,但皇帝却听信谗言,对起义漠不关心,熟视无睹。苏威实言直谏,却遭到隋炀帝不满。后来,苏威献上一部《尚书》,旨在劝诫隋炀帝,炀帝更加不满。

　　不久,皇帝问他讨伐辽东之事,苏威说,希望能赦免群聚的盗贼,让他们讨伐高丽,隋炀帝因此更加恼怒。有与他不和的官僚趁机抓机会,状告苏威曾在主持选拔官员时,肆无忌惮地滥授别人官职,又说他害怕突厥,贪生怕死,才请求回到京师。

　　隋炀帝下令彻查此事,议定此事后。隋炀帝下诏:“苏威生性热衷于朋党,好为异端,心中怀揣旁门左道,贪图名利,污蔑国家法令,诽谤朝廷官员。多年征伐外国,是为了尊奉先皇的遗志。凡有询问等事,朝臣们都能毫无保留的陈述意见,只有苏威不表示态度,作为人臣发挥正义的天职,怎么能这样呢?恭对咨询的心意,是何等的凉薄!不久,罢了他的官职,削了他的爵位,贬其为庶人。曾经的显赫、荣耀也只不过是过眼烟云,自己也只不过是皇权下的一颗棋子,给予你的一切,也随时可以收回来。

　　虽说一生不能侍二主,但又有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如遇明主,圣君,也可择其事之。但苏威一世的英明,就葬送在了他的择主方面。

　　大业十四年(617年)宇文化及叛逆弑君后,苏威为保命,勾结偷生,转而投向了弑君之臣,宇文化及的怀抱。宇文化及失败后,他又毫无立场的转向了李密的麾下。不久,李密兵败,王世充僭越称帝,毫无疑问,又站到了王世充的阵营。曾自诩道“自己是隋朝老臣,遭遇战乱,所进过之地,都是随机而处,以希望获得收容豁免罢了。”

　　他的政治投机,终究是贪生怕死,勾结偷生的表现。当然,会引来时人的唾骂,讥讽,轻蔑,以与他为伍为耻。

　　武德四年(621年),秦王李世民平定王世充,在东都皇宫阊阖门内理政,苏威请求拜见,自称年老有病不能下拜。这次他终于算投机到了明主,但意外的是明主知道了他的朝三暮四,投机钻营后,并不待见他。

　　本来就极其厌恶他,没想到还倚老卖老,提出向秦王不下拜,还自以为自己是曾经的“四贵”“五贵”。李世民看到他的请求,自然气不打一处来,于是派人责备他说:“你是隋朝宰辅,国家政治昏聩你不能匡救,遂使生灵涂炭,国君被弑杀,国家灭亡。你见到李密、王世充,都要拜伏舞蹈行君臣大礼。如今你既然老病,那就不劳烦相见了。”

　　最后,即使到了长安还是不死心,恬不知耻的一再要求到朝廷拜见。拿着热脸贴别人的冷屁股,谁有闲工夫理会他,最后也不被允许,无果而终。苏威自认为在隋朝被礼遇有佳,甚至投机多处,也被当作香饽饽,为官之道,与人处事,应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最后,老了老了,却栽在了礼节上面,君臣之礼的重要,不言而喻,行礼与否,岂是自己决定的,明知故犯,实属咎由自取。

　　古时,礼虽繁,虽缛,但都要时时刻刻敬礼而忠礼,勤学礼而慎行礼。礼不可疏,亦不可忘。今时,礼节虽然简化,但不论在官场、商场、平常的生活中,都有一套既定的礼节。每个人都要时时遵守礼节,因为礼节既是人素质的外在表现,又是人内在涵养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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