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鸿章“卖国”看大清国民的爱国意识

　　李鸿章

　　 中国自古至今民众能很轻易的原谅当局执政者，却很难原谅给执政者充当下手的人，两千年的朝代更替，两千年产生了形形色色这样的是，近的先不说，在古代遭受千古之骂的就有两个，这两个人我们都熟悉，那就是秦桧和李鸿章，秦桧可以说是汉奸的代表人物，但是在当时那个封建时代，如果没有皇帝赵构的支持，秦桧不会有那么大的胆子杀岳飞的，还有就是李鸿章，这个近代人物，慈禧太后拿整个大清江山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李鸿章只不过是替慈禧太后做事罢了，中国历史上最冤的替罪羊当数李鸿章。大清的卖国贼只有一个，那就是掌握大清实际权力的老太后，这是从所有权方面来讲的。当然，没有所有权的人，也不是没有卖国的念头，但那仅限于谋求执政的在野者。

　　蒋廷黻先生在《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中笼统地说：北洋政府的执政者也有民族意识，也不想卖国，可是内政又逼着他们都得卖国，因为他们需要外援。大体说来，在朝者付出的代价较低，因为他需要的外援相对少；在野者付出的代价较高，为了上台，不惜把卖国的支票开得更大些。澳籍华人学者雪珥在他的《绝版甲午》中直接点名说：“那导致袁世凯被万民唾骂的‘二十一条’，很多条款之前早就和南方的革命党人达成了共识，只是革命党一直没有机会掌握政权，未及付诸实现而已。”幸好，李鸿章跟他的老师曾国藩一样没有司马昭之心。否则他完全可以做些交易，拉些外援,从两广自立开始，过把帝王瘾也不是不可能！

　　大清国是谁的？大家可别跟我说，大清是所有大清国民的。做奴才不能这么自作多情！龚自珍的儿子带领英法联军冲向圆明园的时候，小子可没有这种情结。那时的统治者向来是“宁给友邦，勿给家奴”、“攘外必先安内”的，他们根本没有国的概念，只有家的想头。朱棣要取建文而代之，方孝孺反对，朱棣恼了，说：此乃朕的家事！康梁变法失败后，老太后要废掉光绪，外国驻京公使表示反对，老太后也恼了：此乃吾家事耳。一句话，国家最高领导的非正常换届都是人家家事，跟国民无任何关系，国民自己巴巴地凑上去，岂不是热脸贴冷屁股？一句话，大清当时能卖国的只有一个人——老太后！

　　用现代术语来讲，整个大清就是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其股民由所有的满人与极少部分汉族官僚组成，其法人代表是光绪，其公司董事长当然是老太后了。至于李鸿章，顶多是个业务部门的执行经理。按公司的正常运作来讲，最后签字盖章的只能是老太后，鸿章只是个跑腿儿的，而且想叫你跑才能跑，不想叫你跑立马儿就得立正稍息靠边站。所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种话，只有老太后有资格说，而且说得理直气壮！其他人你说说看？说卖国，那是不自量力；说爱国，那是自作多情！

　　大清国不是大清百姓的，所以李鸿章即使卖国，国民也管不着！大清国也不是李鸿章的，所以那国也不是他想卖就能卖的。很奇怪的是，中国民众可以很轻易地原谅执政者本人，却很难原谅给执政者充当帮办的人。比如赵构与秦桧，民众更多的把唾沫奉送给了后者，用脚后跟想想就知道，如果没有赵构的授意与支撑，秦桧哪有那么大的能量与胆量？再比如慈禧与李鸿章，老太后为了自己高兴，拿整个大清江山做自己的陪葬，中国历史上再也找不到比她更卖国的了，但是我们听到的骂声，则更多是针对李鸿章的。老李同志充其量也只是老太后卖国的经纪人，但我们看到的历史结局却是：老太后拉屎，李鸿章擦屁股；老太后卖国，李鸿章背黑锅！可怜的李二啊！

　　光绪二年（1876年）鸿章致友人的书信中说：“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则卤莽，鲜不误国。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

　　这话说得，直叫多少站着爱国不腰疼的爷们羞愧。鸿章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问题是天不佑人，大清的生命之树已衰，鸿章同志无枝可倚。梁启超认为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此中最引我同感的是“悲李鸿章之遇”。依我看，历史把李鸿章推向了事业的顶峰，同时也把他踢进了名誉的泥坑。晚清历史上的一些外交条约，都成了李鸿章的卖国罪证：1876年，与英国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卖国一次；1895年，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卖国两次；1896年，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卖国三次；1901年，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卖国最后一次。事不过三，过三就是四了，没意思。再说之后想卖也不行了，因为一则把国卖完了；二则，老头卖国成功，兴奋得吐血若干次，死了！

　　 至于条约内容，咱就不展开说了。大清当时虽然没有手机，但很流行短信，“李二先生是汉奸”传得妇孺皆知，而且前面还有一句“杨三已死无昆丑”，故意把北京的一戏子与堂堂的李中堂相提并论，好像中堂大人就是现代影帝似的。清朝统治者在变着法子恶心人方面情趣很高，能力也不低，却鲜有人思考，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根本因素是什么，是一个外交家的素质还是整个国家的实力？一个乒乓球运动员，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实力在运动会上取得名次，哪怕他的国家很弱小；而一个外交家，如果他的国家特别软弱，体制不行，经济不行，政治不行，文化不行，外交上光想坑蒙拐骗，不按游戏规则来，打仗就一泄千里，最高领导跑得比兔子还快，那么他个人再聪明又能怎么着？

　　 所以梁启超才会以同情的语气说：“当此之际，虽有苏张之辩，无所用其谋，虽有贲育之力，无所用其勇。舍卑词乞怜之外，更有何术？或者以和议之速成为李鸿章功，固非也，虽无鸿章，日本亦未有不和者也，而或者因是而丛垢于李之一身，以为是秦桧也，张邦昌也，则盍思使彼辈处李之地位，其结局又将何如矣。”

　　李鸿章在替老太后卖国的时候，很不顺畅，差点成为卖国烈士。在日本谈判时，遭遇日本“粪青”刺杀。刺而不死，就带病卖国了。按梁启超记载：“日皇遣御医军医来视疾，众医皆谓取出枪子，创乃可疗，但虽静养多日，不劳心力云。鸿章慨然曰：‘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宁死无刺割。’之明日，或见血满袍服，言曰：‘此血所以报国也。’鸿章潸然曰：‘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其慷慨忠愤之气，君子敬之。”

　　看看老头卖国卖到什么地步了，卖得壮怀激烈，卖得舍死忘生，卖得像个民族英雄，直卖得日本都不好意思了，不但主动停止了战事（否则北京都危险了），而且主动把条约内容减轻了一些！美国学者对此评价曰：“中日战争从头到尾是一场十足的灾难。中国最有效的讨价还价筹码不是它所剩下的陆海军力量，而是一个日本狂热分子对李鸿章的伤害而使日本人感到的内疚。”

　　政府里面，也许只有鬼子六恭亲王那样的人物才能理解鸿章。鸿章赴日前，恭王率领全体军机上奏曰：“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李鸿章之过！”这话说得鸿章老泪横流！

　　马关谈判时，李鸿章的谈判对手伊藤博文也曾出于私谊推心置腹地质问老头：“十年前我在天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鸿章回答如下：“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佩服，且深佩贵大臣为变革俗尚，以至于此。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来。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已。”

　　是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一个裱糊匠而已。更要命的是，大清的体制与人事，导致当时的西方媒体认为，所谓的中日战争，仅是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

　　鸿章在马关卖完国，离开时发誓“终身不履日”，没想到一年后他结束美国之游搭乘美轮回国须途经日本横滨换船，为了自己的精神和肉体坚决不和日本国土发生任何形式的关系，老头无论如何也不肯上岸。侍从们无奈，只能在美国轮船和开到日本接他的帝国招商局轮船之间搭了一块跳板，冒着掉到海里的危险扶着他换了船。但这一切并没有给鸿章换来一丝同情与理解，相反，他这卖国贼的帽子却打着滚儿地往上翻。

　　鸿章在致友人的书信里如此诉说：“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糜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一发而不可复收。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机，事机万急，更非寻常交际可比。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固非口舌所分析矣。”民意不理解也就罢了，谁让咱人多民傻呢？

　　问题是政府也不善待鸿章。周游列国一回到家，鸿章就遭遇了政府的冷脸，给他的新职位是“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被外国友人林乐知抱不平地称作“伴食宰相”。有意思的是，升任总理衙门大臣的同天，鸿章还得了个处分：罚停工资一年。原因很简单，去颐和园给老太后汇报工作，回来时没听太监劝导，顺便在英法联军烧过的那个皇家废园里逛了逛。一句话，就是废墟，也是爱新觉罗家的，臣民人等一概不得擅入。

　　就这待遇，鸿章爱国情绪依然不减，给朋友写信说，愈在国外看得多，愈增“内顾之忧”。老头知道，中国与西方的距离，那不是一般的远。问题是谁听他呢？两年后连这个伴食宰相也不让当了，干脆挂起来了。再以后为了废光绪，捕康梁，太后把鸿章发到了两广总督任上。直到老太后招惹得八国联军进中国，才再次想起鸿章的卖国特长来，调任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人家都是美女救英雄，鸿章却是老头救寡妇。78岁的老头听说外国领事对他的重新出山额手称庆时抛下这么四个字：“舍我其谁！”当亲密友人探问鸿章大人对国事的看法是，老头语带哽咽，以杖触地：“内乱如何得止？内乱如何得止？”当问到如何才能减少国家损失的时候，老头已是泪流满面，说：“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鸿章因庚子之乱下山卖国，那是政府请了一遍又一遍的，朝内大臣包括荣禄都近似哀求了，甚至德国外交部都表示，只要李鸿章北上，乱事即可平。但是鸿章是不会轻易北上的。他不傻，知道自己虽然懂些国际游戏规则，善于擦屁股，但是像太后这样漫天拉屎，自己纵有齐天大圣的本事，也擦不过来啊。

　　幸亏他与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在盛宣怀的撮合下，弄出了一个“东南互保”章程，使得中国的东南半壁江山没有卷入北边的乱事中。当政府的宣战诏谕到达后，刘坤一、张之洞一方面扣押谕旨，一方面跟外国领事解释，俺们不会听政府的，按章程来，你们保护租界，俺们保护地面，两不相扰云云。相形之下，还是鸿章有豪气，说：此乃矫诏也，粤断不奉！

　　现在政府叫他北上，他也不好好地奉了，以致于政府请他出山的电报里都有了这样的语句：“该大臣受恩深重，尤非诸大臣可比，岂能坐视大局艰危于不顾耶？”太后的恩情比海深，也不知鸿章到底受了人啥恩，反正您再不出来替人卖国，那才叫真正的卖国贼呢。

　　于是鸿章北上了。走到上海，得知天津失陷，北京不保，老头又不走了，说自己感冒拉肚子，寸步难行，站都站不稳，请假二十天。这借口很好，太后您会拉裤子，我鸿章也会拉肚子。再说我都78了，拉回肚子感个冒那是名正言顺。与此同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发来一份替政府开脱责任以保全太后的电报，要求李鸿章签名。鸿章一看无名火起，回拍给张之洞一份豪电，对老太后大加责备：“此次误听人言，致拳匪猖獗，责有攸归，此固中外所共知者。”

　　也不知这电报内容会不会传到太后那边，但老头很有豪气则是无疑的。老太后的髻子，他还是敢捋一捋的。后来政府再催，给他一个全权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拍来贺电，云：“恭贺全权大臣，旋乾转坤，熙天浴日，惟公是赖！”

　　不是刘坤一拍马屁，大清当时着实没人。英国《泰晤士报》认为：“华人四垓（万万）中，实无其匹。”《伦敦特报》云：“中国大臣，不乏老成持重，而具大见识，开大智慧，展旋乾转坤手段，扶中国以趋前路者，断推中堂一人。”总之，全帝国就指望这么一个老头了。中国语境下，却不是什么好事。

　　中国文化怪胎辜鸿铭先生也去参与谈判了，由于德文流利，更由于做过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老师，所以一见小瓦同志，就劈里啪啦用鸟语骂上了，直骂得小瓦点头哈腰一再地鞠躬请原谅。但是再客气，那议和大纲还是要签的。签过之后，辜鸿铭转头骂上了李鸿章：“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也。鸿章当即吐了血。不吐行吗？天朝行情，咧嘴的都是爱国家，弥缝的都是卖国贼！

　　鸿章临死前遗折一封，遗诗一首。那遗诗读来甚是催人泪下：“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老头死不瞑目啊。对于鸿章之死，史载大清国“梁倾栋折，骤失倚侍”，“太后及帝哭失声，辍朝”。是啊，以后再也没人替咱卖国兼背黑锅了，日子还咋过呢？

　　鸿章好歹算是个清醒者，他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鸿章这样说，可能是受了司马光的影响，司马光写过《资治通鉴》，可算是中国历史上专门研究历史兴亡之得失的专家，他说：“治理天下譬如居屋，破旧便修补，除非大坏是不能另造的。”鸿章的苦衷是，大清早已是旧屋一间破衣一件了，奈何老太后还要在这破屋里翻跟斗，在这破衣上绣百鸟朝凤。鸿章在这头纸糊国防建设，她在那头胡折腾。谁能招架得住啊！

　　如果你是鸿章，你能拦住太后吗？用荣禄致友人书信里的一句话，那是：“其苦口力谏之言，竟不能胜太后一念报复之心。”

　　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从来就是，执政者一念之差，就会有旷世浩劫。老太后一念之差，中国有了庚子之乱；也不是没人拦过，可是拦的结果呢？血肉之躯，做了人家菜板上的肉馅。事后，当政者小嘴儿一张，牙缝里都不露丁点肉丝。更要命的是，在历史书里，你都是孤魂野鬼！你犯得着吗？

　　如果你是鸿章，你能把小日本打败吗？能，前提是前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美国占领太平洋，并往日本本土扔两颗原子弹！鸿章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和”为贵，大清国与人作战的时候，他会叹气，说些“败固不佳，胜也从此多事”的泄气话(中法战争时，他给广西巡府的指示)。其实鸿章还是有些傻，最好的办法是大学士徐桐，人家一见洋人，就以扇蔽面，真的爱国到家了。而且老先生每次上朝的时候，要路过洋人使馆，他受不了，都是绕道而走。像老徐这种爱国老英雄，是绝不会与夷人见面打仗的，更别提签订卖国合约了！

　　整个19世纪，国人因遭受屈辱而积淀的愤恨要得到渲泄。不能瞄准老太后，便只好瞄准老太后的经纪人了。于是李鸿章就成为爱国主义者的靶子——对不起，俺们要开骂了。

　　当时最流行的骂人话是：李二先生是汉奸！最调皮的骂是连鸿章带鸿章的女婿一块儿骂。李鸿章的大女婿是著名的清流派人物张佩纶（字幼樵）。张佩纶大家都知道，著名的爱国贼，口头上比谁都爱国，叫唤得外星人都知道，政府就派他上前线了。但是马尾战役中，作为海防大臣的他从未登舰一次，却净出馊主意，让十艘主力舰密集扎在一堆，说这样可以壮大声势！还用林则徐当年的一些愚蠢战法，比如让水勇扮渔民，伏河干里候动静；雇用会潜水一二丈的，作机动部队使用；用无炮之商船载勇向前冲，与敌船靠近时，让勇冲到敌船上与敌人近身肉搏……这种战法要是能战胜法国人，就见鬼了。

　　马尾一役，张佩纶的一世清名没了，政治生涯也全部玩完——革职充军。充军的当口，老婆死了。充军回来后做了李鸿章幕僚，李把自己的大龄剩女嫁了他，爱国英雄就这样做了大卖国贼的女婿——时人写对联骂曰：老女字幼樵，无分老幼；东床配西席，不是东西。

　　真不是东西！张佩纶，就是张爱玲的爷爷，李鸿章，就是张爱玲的老姥爷啦！李鸿章一生的遗憾就是背个卖国贼的大锅盔了，可他永远不会想到，他的后代，一代才女张爱玲，竟也跟卖国贼大汉奸扯不清理还乱——这姑娘跟汪精卫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胡兰成恋爱了！唉，一个人卖国还不够，后代还要在卖国的球门前再补射一球，造化弄人啊！

　　当代还有人骂李鸿章。这就是当代人的不是了。一者，过去的人没有史胆，不敢骂太后。二者，过去的人没有史识，不知道该骂太后。当代人还这样，心智就值得怀疑了。历史学者如此，群众更是如此。大跃进时期，安徽合肥大兴集干脆把鸿章的坟刨了，鸿章穿着黄马褂的遗体保存完好，被革命群众挂在拖拉机后面游街，直到尸骨散尽！

　　其实，鸿章一辈子最大的失策不是主和而是亲俄。如果说主和还是出于知己知彼的话，那么亲俄则有些既不知己又不知彼了——干涉还辽自然有俄国的首功，但是俄国什么德行您总该知道吧？再说了，多坏相较取其轻，那么多帝国主义国家，亲谁都不能亲俄啊。非要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让俄国在东北攫取了诸多特权，刺激得其他帝国主义纷纷跟上。而且，俄国沾了便宜，却并没有担当与清国共同抗日的责任，倒是它自己首先成了中国最大的敌人。

　　鸿章游外归国后，曾不无得意地跟黄遵宪说“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跟后来的张伯伦走下飞机跟英国人民说“我给你们带来了和平”一样令人傻眼。以致于鸿章死后，黄遵宪给他作的挽诗中有这么一首：“毕相伊侯早比肩，外交内政各操权。抚心国有兴亡感，量力天能左右旋。赤县神州纷割地，黑风罗刹任飘船。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虽然把鸿章比作与俾斯麦（毕相）、伊藤博文（伊侯）一样的人物了，但是黄遵宪也承认，老头被沙俄（黑风罗刹）给玩惨了。

　　别说二十年，两年不到就有事了，俄国在东北沾了便宜，刺激得德占胶州湾，俄国不仅不阻止，还自己先占了旅大。再往后，沙俄与日本为争夺东北，在中国的土地上大打出手，清政府涎着脸跟其他国家一样表示中立！当然了，在这方面，鸿章并不是没有后继者。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政治上的巨大功用就是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并推动了国民党的更新。当时，马克思驾着十月革命的祥云光临中国，让所有的中国人眼睛一亮，特别是前苏联的三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与日本、中国和以前各协约国所缔结的秘密条约”，把沙皇政府“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废弃一切在华特权，并明确宣布放弃中东铁路的一切要求。正如恩格斯所言：“沙皇政府每次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都是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为幌子。”事实证明，前苏联政府并没有比沙皇政府好到哪里去，那些宣言都是空头支票，但在当时却足以让巴黎和会一事上受了气、正处于民族主义愤懑情绪中的知识分子眼泪汪汪了：亲我者，俄也！……

　　毛泽东说：“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斯大林说：“沙皇制度把帝国主义各种最坏的因素集中起来，并使之变本加厉了”。中山亲俄的结果，就是联俄联共。联之前，他让徒弟北天取经去了。1923年8月16日，蒋介石作为孙中山所谓的“最能干的人”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三个月之后，也就是12月29日，小蒋回来了。

　　蒋僧与唐僧不同，他发现“北天”并非极乐世界，他说：“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他说：“在我未往苏联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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