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消失的古国—辽

　　 契丹的本意是“镔铁”，契丹民族是一个剽悍勇猛的民族。早在1400多年前，契丹作为一个中国北方民族就已经出现在《魏书》中。他们兵强马壮，骁勇善战。一位名叫耶律阿保机的部落首领统一了契丹各部，于公元916年建立了契丹国，947年改国号为大辽。大辽王朝最强盛时期，曾经雄霸中国半壁江山。契丹王朝在中国北部持续存在了200多年，与宋朝形成南北对峙的格局，后被金国所灭。一部分幸存的契丹人被迫西迁，在今天的中国新疆和中亚地区建立了西辽，又称哈喇契丹国，后被成吉思汗所灭。之后，契丹的残余势力又在今天的伊朗南部建立了起儿漫王朝，但不久还是在黄沙弥漫的异国他乡销声匿迹了。

　　契丹王朝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辽寺和辽塔就是其文明的体现。至今在黄河以北地区保存下来的古佛寺和佛塔，有的始建于辽代，有的在辽代翻修过。它们巍峨雄伟，历经千年风雨依然坚固挺拔。尤其山西省应县的释迦塔，是全世界现存最高最古老的木结构塔式建筑，历经多次地震而不毁。

　　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中国在英语中的名称为“China”，来源于中国的瓷器名称，然而却有很多其他的外国语言并不这样称呼中国。在俄语中，中国被称为“Kitay”，还有希腊语、波斯语以及中古英语中也都是采用的这样的名称。在现代英语中，也有用“Cathay”来代表中国的情况，当我们看到以C缩写的简称时，并不全都是“China”的缩写，比如香港国泰航空有限公司的英文名为Cathay Pacific，中国太平洋航空公司的英文名称中也用Cathay来代表中国。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称呼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期会呈现出这样的差异呢？“Kitay”、 “Cathay”这两个词又是源自哪里，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其实，俄语中对中国的称呼来源于我国北方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契丹。“Kitay”就是契丹的音译。“契丹”在古代还被翻译成Kita1a或CathaIa、Cathay，是辽朝建立者的族名。法国人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说：“契丹（汉名），阿拉伯－波斯语（Khitai），蒙古语（Kital）。”《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在整个欧亚大陆成为中国的代称。在俄罗斯和整个斯拉夫语世界中，至今还用这个称呼来称中国。”现在俄罗斯等众多国家称呼中国直译过来是“契丹”，俄国人到目前为止仍然称中国为“Kitan”，称中国人为“Kitanyes”。在穆斯林文献中常把北中国称为“Khita”、“Khata”，这都是从契丹演变而来。既然契丹是一个消逝了的少数民族，为什么会用它来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呢？

　　契丹族生活在我国的北方并建立了国家，曾经创造过非常繁荣的文明。那时，契丹兵强马壮，令周围的许多小国望而生畏。我国对外联系主要依靠向西、向北的丝绸之路，经西域到达中亚、西亚，再辗转到达欧洲国家。契丹占据着沟通我国内地与欧洲国家联系的交通要道，因此成为我国的对外窗口。来自欧洲的外国人首先要经过契丹才能进入我国内地，这里也就成为对外展示中华文明的窗口。尤其是对于处在我国北方的俄罗斯，因为契丹是俄罗斯与中国的必经之路。随着契丹的逐渐强大，越来越多的影响着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理解。甚至很多当时的外国人只知道中国有契丹而不知道中国有宋朝。

　　契丹不仅在对外联系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本身的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由于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也已经十分发达，它还把自身的文化等向外传输，影响着外界对中国印象。外国甚至认为契丹就代表的整个中华民族，因此就把契丹作为对整个中国的称呼。

　　后来，虽然契丹衰落了，繁盛的文明也随着消失，但是那些已经形成习惯的欧洲国家仍然没有改变这种以契丹国名、族名代表中国的习惯。这种习惯在这些国家中一直延续到今天。尽管它的原意已经被人们遗忘，但是从这个词汇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契丹繁盛时是何等景象。

　　契丹是我国北方的古老少数民族，是鲜卑族衍化出来的一支，过着随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契丹最早分为8个部落，部落首领每3年推举一名盟主作为头领。唐太宗时，契丹首领窟哥率领部族向唐朝称臣，唐朝在那里设置了松漠都督府，并把这一地区分为十州管辖，封窟哥为使持节十州诸军事松漠都督，赐姓李。契丹定期向唐政府缴纳贡品，并从那里得到所需的日用品、兵器等。

　　后来，唐朝走向衰落，北方草原上突厥称雄，实力较弱的契丹只得臣服于突厥，并在之后的很长时间内在唐与突厥间徘徊。到了公元9世纪中期，契丹部落逐渐的发展壮大，开始称霸草原。唐武则天时，契丹首领李尽忠，因受唐朝官员的侮辱而起兵反抗，自称“无上可汗”，率领数万大军击退了唐朝的军队。契丹的部队兵勇马壮，战斗力很强，有统一的指挥和组织。武则天数次派多大几十万的大军前去剿灭，才把契丹打退。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契丹与唐朝一直分分合合，朝贡与冲突并存。直到公元842，契丹才与唐朝正式恢复臣附关系。

　　唐朝灭亡后，契丹开始组建起自己的中央政权来。公元907年，契丹内部的耶律家族中的杰出人物阿保机取得了盟主的地位，先后镇压了契丹贵族的叛乱和征服了奚、室韦、阻卜等部落。公元916年，雄姿英发的耶律阿保机称皇帝，年号神册，国号契丹，正式建立奴隶制国家契丹国。后世称耶律阿保机为辽太祖。

　　公元925年，辽太祖率兵亲征渤海国，取得了胜利，改渤海国名为东丹国，封皇太子耶律倍为东丹国王。公元938年，契丹不断向五代十国时期的北方国家发动战争，凭借着强大的兵力连续赢得了许多战争的胜利。后晋石敬瑭在对契丹战争失败后，把燕、云十六州的土地和人口割让给契丹。从此，契丹国的国力更加强大。公元947年，辽世宗改契丹国号为大辽。宋朝建立后，辽国不断对其发动侵略战争。辽圣宗统治时期，辽国国富民强、兵强马壮，再加上他本人杰出的领导才能，对宋战争屡屡得胜，取得了宋朝的大量土地。公元1104年，辽国的军事胜利达到了顶峰，逼迫宋朝与其签订了澶渊之盟，迫使宋朝割让了淮河至大散关以北的土地，雄霸中国半壁江山。在对外扩张的同时，辽十分注重与周边强大的其他少数民族国家的关系，用以牵制宋朝的军事势力及战斗部署。它与西夏订立了联盟，共同抵御宋朝，从而使当时的形式形成辽、宋、西夏三足鼎立的政治割据局面。

　　在以后的将近200年的时间中，辽国多次易名。公元983年，圣宗皇帝统和改国号辽为大契丹。公元1066年，道宗皇帝又恢复了大辽的国号。辽国共经历了九位帝王，统治时间长达210年。在国家最为强盛的时期，疆域十分广大，北到外兴安岭、贝加尔湖一线，东临库页岛，西跨阿尔泰山，南抵河北和山西北部，人口也达到了20万之多。随着契丹国的东征西讨，国家不断强大的同时，契丹的统治者及贵族也开始腐化。

　　辽圣宗之后的几代帝王的腐败一朝甚于一朝。他们崇拜佛教，为此不惜大兴土木、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庙宇国势因此而日渐衰落，民不聊生。辽兴宗时，他向天下召集佛僧讲习佛法，在开泰寺铸造了巨大的银质佛像。辽道宗时，佛教更为盛行，曾经出现过一天就有3000余人出家为僧的记录。那时，朝廷光供用全国僧尼每天吃的饭就要花费36万贯。1059年，他又下令大修大吴天寺，竟然耗费了18万贯，后重修造塔又费10余万贯。而此时，朝廷征收户部欠款才44万贯，可见耗费之巨。与此同时，统治集团内部也因为争权夺利而互相残杀，造成各部落间互相倾轧，辽国的军事实力大为削弱。

　　辽朝皇帝的腐败使国力大大受损，而辽朝下属的女真族的一支却悄悄的发展起来。1114年，完颜阿骨打率领所属的2500名士兵起兵反抗辽国的统治，并在战斗中节节胜利，连败辽国的数十万大军。辽国的腐败统治还使其统治下生活贫困的各族人民效仿完颜阿骨打，纷纷揭竿而起，反抗辽国的统治。渤海高永昌自立称帝，紧接着东方的铁骊、兀惹等叛入女真，安生儿和张高儿领导20余万人攻城略地，董庞儿聚集了一万余人起义，北面和西面的乌古、敌烈、阻卜等都先后叛归女真或各自为政。一时间，辽国统治者陷入了四面楚歌、分崩离析的境地。1124年，辽国在与金国的中京决战中失败，耶律大石率所属部下逃往西部，另一支契丹部族在八刺黑的率领下逃到伊朗。1125年，辽国灭亡。

　　八刺黑在伊朗建立了起儿漫王朝，并改信伊斯兰教，被当地人渐渐融合，不再具备契丹族的特征。1132年，耶律大石在叶密立城称帝，建年号延庆，哈剌契丹国正式建立，史称“西辽”或“西契丹”、“后契丹”。 1218年，西辽被蒙古大军消灭，从此契丹正式灭亡。随着国家的消亡，契丹辉煌的文化、艺术也被历史尘封。我们只有从那些精美的出土文物和残存的契丹遗迹上追思它曾经的辉煌。契丹是一个开放的民族，在与中原和西方各国的交往中，融汇众长，创造了一系列文明。

　　契丹在与中原政权的交战争，俘虏了许多百姓和士兵。他们让这些被俘的人从事农耕和手工业，不仅使契丹贵族的财富日益积累增多，也促进了契丹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游牧的契丹逐渐出现了定居放牧的形式。他们在草原上筑起城镇，共建有5个都城，即上京、中京、东京、南京和西京。皇帝在这些都城内轮流处理政务。那时，皇帝的行宫叫做捺钵，是处理政务的场所，也是国家的行政中心。在官吏制度上，契丹设南面官和北面官，采用了“本族之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政治思想，并采用了汉族的科举制选拔官吏。

　　契丹是一个极力对外扩张的国家，为了制造众多先进的兵器，大力发展冶铁业。现在发现的一些契丹时期的铁制的农业工具、炊具、马具、手工工具可与中原的产品相媲美。契丹统治者十分注重对后代的教育，实行设学养士和科举取士。上层的契丹人大都十分注重文化修养，有的有诗文集，有的精通契丹文、汉文等多种语言文字。契丹的绘画也有着很高的艺术成就，耶律倍画的《射骑图》、胡环的《卓歇图》、无名氏的《秋林群鹿图》、《丹枫呦鹿图》等名画，均为稀世珍宝。

　　契丹人在服饰、发型等生活方面保留着本民族的传统，与汉族大大不同。他们的服装通常为长袍左衽，圆领窄袖，腰间束带，下穿长裤，裤脚放靴筒内。女人袍内著裙，亦穿长筒皮靴。腰外系蹀躞带，上挂金玉、水晶和琥珀等饰件，还有随时可用的火石、筷子、餐具刀等。契丹人发型怪异，无论男女皆髡（ kūn）发。男子在两鬓各留一绺头发，别处的头发全剃光。妇女仅剃沿前额边的头发。

　　契丹与周边的国家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南唐、吴越常有使节到契丹，后晋、北汉依赖契丹，吐蕃、吐谷浑、党项、西夏、回鹘部落等都经常去向契丹皇帝朝贡。此外，契丹还与外国有着密切的联系。朝鲜、日本、波斯、大食等国都与契丹有着贸易或是政治上的联系。在辽代贵族墓葬中出土的琥珀、玛淄和玻璃筹文物，很多都来自西方国家。

　　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家们在一出古墓葬中发现了一些奇特的书籍。这些书籍里的文字既不是汉字，也不是留存下来的任何一种少数民族文字，谁也没有见过。陵墓中出土的哀册和碑刻上显示着两种不同风格的文字，考古学家们因文字的大小而称呼为大字和小字。大字是一种与汉字的结构十分相似的方块字，有的还包含着一些汉字的偏旁，但是又与汉字有着很大的不同，也不同于同样发源于汉字的朝鲜文和日文。小字与大字的风格迥异，是一种类似于拼音组成的文字，由300多个原子根据不同的排列顺序组合而成。这些字虽不是汉字，但却带有明显的汉字风格和特点，比如在文字的写法上也分为正楷、行草、篆书等字体，篆体字的拼写方式异于正楷和行草，采取鱼贯式而不是层叠式。行文的款式自上而下竖写，自右而左换行，敬词抬头或空格。小字的原字有一个书写形式代表几种语音或一个语音采用几种书写形式的情况。因此，同一个词或词素表现在文字上可以有不同的拼写形式即使到现在，考古学家们也没有完整的破译其中的一个句子。

　　考古学家们为了弄清这到底是哪一族的语言，便对墓葬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得出墓葬属于辽国也就是契丹国的答案。由此推断这种文字也就应该是契丹文字了。于是，考古学家们翻阅了大量的历史书籍、文献资料，终于在宋代王易所著的《燕北录》和元末明初陶宗仪所著的《书史会要》里找到了几个收录的契丹字，它们与这些文字十分相似，考古学家们正式确定这就是失踪了将近千年的契丹文字。

　　人们都为这个消息而震惊了，契丹国前前后后只存在了二三百年的时间，又是远在北方的少数民族，是凭借着什么力量创造出两种不同的文字的呢？

　　据历史记载，契丹改国号为辽之后，统治者就开始组织人力、物力创制契丹文字。契丹文字有两种形式，即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契丹大字创制于公元920年，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命令由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参照汉字的结构和偏旁创制的，有3000多字。契丹小字由辽太祖的弟弟耶律迭剌受回鹘文启示对大字加以改造而成，为拼音文字，约500个发音符号，书写起来比契丹大字简便。有文献记载，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就是“原字虽少，却能把契丹语全部贯通”的意思。这两种文字都属于阿尔泰语系，与蒙古文字非常相似。契丹文字的创制开了中国北方及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制字的先河。把汉字笔画和书写法的艺术与拼音结合起来，也是我国文字学方面的一个奇迹。

　　契丹文创制完成之后，统治者立刻在全国颁布使用。但是，这种文字并没有被广泛的应用。这是因为在契丹国内生活着为数众多的汉族人，他们都使用汉字，并不愿意接受新创的契丹文字。并且，在契丹本民族中，也有很多人更为崇拜汉族的文化艺术。这样，契丹文只是在上层社会的小范围内流行，尤其是统治者大都通晓契丹文字，用以增强本国的威信；而在辽国民间，契丹文字大多只被用于刻碑、墓志、符牌、著诸部乡里之名以及写诗译书等方面。

　　随着契丹的对外扩张和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契丹文字逐渐向周边地区流传。后来的女真族为了创制自己的民族文字，在契丹文中吸取了很多营养。契丹文在女真制字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辽国被金所灭后，契丹文字并没有被废止，仍在使用。契丹的余部逃亡后建立的西辽政权也延续了祖先创制的文字，这就使契丹文字在契丹亡国后保存了下来。但是好景不长，公元1191年，金章宗为了巩固对前辽土地和人民的统治，下令废止契丹字。1211年，西辽政权也灭亡了，契丹文字失传。这种文字从创制到废止，前后共使用二、三百年，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

　　1977年，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发现了一个大规模的辽代墓葬。在这个墓葬中，出土了两幅精美的《契丹人引马图》。第一幅图描绘了一位留着胡须的契丹引马人，左手执棍，右手执辔，戴帽，着长袍，穿短靴，身向前冲，左腿弓，右腿蹬，右足尖点地。左边一人右手执细鼓棰，击鼓而舞，戴幞头，着长袍，尖头靴，两腿半蹲，合着鼓的节奏在起舞。两人中间一匹骏马正奋蹄前奔。第二幅图描绘了一位契丹牵马者披髡发，执棍，棍上有铁环，着长袍，长毡靴，马扬后右蹄。右面站着另一个人戴黑色帽、着长袍、长靴，尖头朝上，两足同时向左，似为移步，击长鼓而舞。

　　在这两幅图中，着重突出了对马的描画。马背上那精致的马鞍更是引人注目。在我国历史上，契丹鞍是最受兵家欢迎的一种马具。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马鞍不仅十分适合战场上使用，制作也十分精美、讲究。在北宋时，契丹鞍与中原地区的端砚、蜀锦、定瓷并称为“天下第一”。契丹鞍也是辽代墓葬最为普遍、最为重要的陪葬品之一。在赤峰市大营子发现的辽驸马赠卫国王墓中，出土了制作极为精美、奢华的铜鎏金马鞍具以及全套马饰具，多达l64件，充分反映了那时辽国马鞍具的先进与兴盛。在辽国的历史上，马扮演着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契丹人长期生活在草原上，以放牧马匹获得食物、生活用品。马还是契丹人最为重要的交通工具，他们骑在马上在大草原上往来驰骋，放牧马群、牛羊。马还是战场上不可缺少的作战工具。战马在那个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名大将若是没有一匹与之相匹配的战马，即使武功再高，也很难在战斗中取得胜利。正是因为契丹有着数量众多的强壮战马，才能在草原上征战驰骋，征服了周边的许多邻国、部落，并给中原的汉族政权以致命的打击，由此获得了中原地区的大片领土和大量人口。也正因为获得了战争的胜利，契丹国才不断的发展壮大。因此，战马在契丹国的发展历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契丹人喜爱马匹，也最敬重马匹，把马当成是自己的朋友。在契丹贵族墓葬中，均有马或马具随葬，还有打马球图、引马图等壁画。

　　为了更加方便地驾驭战马，契丹人不断地对马鞍进行改造，使之既能满足骑马人的要求，舒适、适用，又能合理的保护马匹不受伤害。在辽国，为了进一步提高契丹鞍的制造工艺，政府还专门设置了制造马鞍、马具的部门。经过多年的改造，他们发明了独特的契丹鞍。

　　长于骑射的契丹把铁、皮革和木器原料被用于制作契丹鞍。契丹贵族所用马鞍，十分考究。从辽太祖的儿子东丹国王耶律倍所画 “牵黄臂苍”、“鞍勒率皆瑰奇”的契丹贵族形象中，都可以看出马鞍的精美。中原的宋朝对契丹马鞍的制作工艺十分称赞，称“契丹鞍，夏国剑，……皆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契丹鞍还被作为礼品送给契丹周边的国家，我国历史中记载的辽馈赠宋朝、高丽国的物品中就有契丹鞍，且种类繁多，精致之极。

　　契丹人以鞍马为家，也十分注重其他马具的装饰。许多契丹贵族的马鞍上都用黄金包裹，上面镶有各种名贵的宝石，刻着精美的花纹。在辽宁省建平县张家营子辽墓出土的鎏金银鞍桥外包镶錾（zàn）花鎏金饰件，呈拱形，正面锤鍱展翅双凤及牡丹纹，异常精美。1999年，在辽宁省彰武县苇子沟乡朝阳沟村还出土了一件双面人头鎏金银铃，也是马鞍的装饰品。银铃由双面人头和上窄下宽的六面体组成，所刻画的男性形象栩栩如生。

　　另一件极具契丹民族特色的就是鸡冠壶了。鸡冠壶造型别致，制作精美，堪称国之瑰宝。辽宁省朝阳地区辽代墓中，出土了一把辽代仿皮囊式鸡冠壶，壶通体褐胎黄釉，由于釉层较薄且年代久远，多已脱落。这把鸡冠壶高21厘米，筒状小口，鼓腹下垂，小平底略内凹。上部两侧缓收合为鸡冠状，冠上中部有一凹槽，凹槽处加饰仿缝合皮囊的榫状物，凹槽两侧各有一圆形穿孔。腹中部有两条凸弦纹曲弧向上，共承起一火焰状物。在边缘处还加饰一条上窄下宽的带状边饰，似仿皮囊为防止泄露而加饰的边饰一样。上加复层台状小盖，盖上有螺旋状小钮。

　　鸡冠壶是是摹仿契丹族使用的各种皮囊容器而烧造的，亦称皮囊壶。因壶的上部有鸡冠状的穿孔，故称鸡冠壶，又因形似马蹬，称马蹬壶。鸡冠壶的式样很多，有扁身单孔及扁身双孔式、扁身环梁式、圆身环梁式、矮身横梁式等等。辨别鸡冠壶年代的早晚，通常采用的办法是以壶身保留的皮囊形象多少来区分。扁身单孔式，是辽代早期形式，壶体上扁下圆，肥身，上有竖直的管状口和鸡冠状单孔系，器身似两片皮页，下加圆底上加管口缝合而成。内蒙古赤峰大营子辽墓出土的鸡冠壶就是这种类型的代表。扁身双孔式除自身保留着仿皮囊形象以外，在造型与装饰艺术方面更加精美，如在双系的部位贴塑攀附的猴等动物。有的鸡冠壶壶底刻有“官”字，表明是政府负责烧制的。近年，在赤峰市松山区发现了松州窑，又称“缸瓦窑”。据考证，这座瓷窑是辽金两代的官窑址，被誉为草原瓷都。

　　在鸡冠壶的颜色上又有单色釉、三彩陶器之分。三彩釉陶鸡冠壶的釉色以绿色为多，白釉黄釉等级不高，酱釉和茶叶墨绿釉最为稀少，一般都是赤峰“缸瓦窑”官窑烧制的。

　　鸡冠壶的发明和使用与契丹族的生活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四处游牧是契丹最为重要的生活方式，在游牧时如何携带水就成了一个重要问题。普通的瓷壶都是圆形或方形的，不便于携带。因此，扁体弧底、适于悬挂在马鞍上的皮囊壶成了他们必备的生活用具。随着契丹的发展壮大，契丹人对水壶的追求也越来越精美。这种皮囊壶由于不美观渐渐的被人们所淘汰。契丹人对外部美观，但不实用的传统的瓷壶进行了改造，把水壶设计成皮囊壶的样式，使瓷壶与皮囊户的优点充分的结合起来。鸡冠壶的造型完全模仿皮囊壶，连皮革的接缝和细密的针脚都模仿得惟妙惟肖，初看者很难分辨出是皮囊户还是瓷壶。

　　随着时间的发展，仿皮囊鸡冠壶开始渐渐的脱离皮囊的原形。1954年辽宁赤峰辽驸马墓出土的白釉鸡冠壶和辽宁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白釉刻花提梁壶，皮囊壶的特征已经不明显。

　　通过鸡冠壶，可以看出辽国制瓷业的兴旺发达。辽代制瓷业在当时手工业部门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没有陶瓷业生产之前，契丹人日常生活用器皿皆用木、皮囊及粗陋的泥陶制成。有了陶瓷业后，所烧造陶瓷器和釉陶瓷器即成为日常生活主要用品，一改过去的简陋。从辽国的陶瓷业中，还可以看出其与周边民族的文化交流。辽国瓷器的造型可分为中原式和契丹式两类，中原式仿造中原的风格烧造，有碗、盘、杯、碟、盂、盒、壶、瓶等，辽三彩器仿唐三彩而来，釉色较唐三彩器更为浓艳，海棠长盘则为模仿波斯式金银八曲盘形制作成。这些都反映了契丹对周边文化的吸纳。

　　上世纪80年代，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原人大副主任戴位彧（yù）在做一项调查时，偶然在王府镇河东村叶长青家发现了叶家从祖上传下来的珍藏多年的两份家谱。这两份家谱由于时间的久远已经变黄了，透露出浓郁的历史气息。它们一份是用蒙古文字书写的，另一份是用汉字书写的。与这两份家谱一同珍藏的还有两份土默特官府发给这个家族的文书，一份颁于清道光15年，一份颁于民国1918年，均用蒙文书写。颁于道光十五年文书的题头是：“准耶律氏希如们宝路等入册入甲土籍执照”。汉文家谱序言为：“大清康熙庚子年奉旨陪侍和硕格格。祖父系正白旗包衣牛录，康熙壬寅年故于本京。至雍正元年，父与祖母郑氏陪从出外”。

　　后来，经过当地考古学家对这两份家谱和文书的多年研究，认定叶长青所属的叶氏家族是古契丹后裔，族源出自耶律氏。考古学家通过各方面的资料断定“叶”姓源自辽契丹的“耶律”姓。

　　契丹灭亡后，契丹族在历史上逐渐销声匿迹。但是，这样一个曾经称霸蒙古草原、创制两种文字、经济发达的强大民族为何没有给后人留下一丝痕迹呢，契丹人在亡国后又去了哪里呢？从“耶律”到“叶”姓氏的转变，可以看出契丹人的最终归处。他们并没有消失，而是融入到汉族、女真族、蒙古族中了。

　　在我国的民族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文化经常被大家忽视，这就是姓名文化。这种文化不像其他文化的表现形式那样明显，是一种长时间逐渐衍化的过程。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的姓名文化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我国的姓名史上，中原地区的人们先有名字。随着统一的多名族国家的发展，人们为了区分自己的所属地区、家族等情况，开始在名字前面加上一个群体的统一标志，于是姓氏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多是以封地为姓或以国家的名称为姓。

　　契丹族的姓名发展也经历了这个过程，他们姓氏的出现比中原晚。与中原地区不同的是，契丹族姓名还反映了人们的社会地位与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无论是母系氏族社会，还是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契丹族的人们都是有名无姓的。契丹族传说中的三位精明能干的国主名为：乃呵、口呙呵、尽里昏呵，并没有姓氏。契丹发展史中记载的阻午可汗、鲜质可汗、昭古可汗也是以名字来划分的。《契丹国志》记载：“契丹族本无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 即使在北魏、隋唐时期，契丹族已经逐步发展壮大，但仍然没有出现姓氏。那时，人们区分不同的地区是依靠部落的名字，如：悉万丹部、何大何部、具伏佛部、郁羽陵部、日连部等等。即使是契丹的统治者，也没有自己的姓氏，比如耶律阿保机的祖父匀德实、叔父述澜，德祖国撒刺的都只有名字。

　　契丹归附于唐朝后，唐太宗在那里设置松漠都督府，封窟哥为都督，赐契丹姓“李”、“孙”两姓。李姓的契丹首领有李尽忠、李失活、李过折，孙姓的契丹部落首领有孙散曹、孙万荣等。这时，契丹族虽然有了姓氏，但只有李、孙两姓，且只有少数上层贵族有姓，一般平民是没有姓氏的。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后，契丹皇族、后族均以耶律、萧为姓。“耶律”在汉族中就是“刘”，以“耶律”和“萧”作为姓氏是因为契丹人尤其是契丹贵族崇拜中原的汉高祖刘邦和贤相萧何。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中层人士以及平民百姓也开始使用“耶律”和“萧”作为姓氏。契丹族的两姓制的落后状况一直持续到辽国灭亡。此外，契丹也有一些其他姓氏的出现，东丹王耶律倍入后唐，即被赐名李慕华，后改名李赞华，他的五百名随从也被各赐穆、罕、罗、易、盖等汉姓。

　　契丹族取名的方法很多，但一般都比较直接、粗俗、浅显。辽西郡王，辽景宗之弟耶律宗政之子取名耶律驴粪。在《辽史》中，还记载了有叫耶律马驴、耶律赤狗的的人。有按在家族中辈分排行来命名的，如耶律郭三、耶律吴九、耶律韩七、萧杨六等。有以出生时的体重取名的，如石抹五斤、耶律八斤。有以宗教术语取名的，如耶律观音、萧观音、萧和尚、耶律佛留、耶律大悲奴等。辽国的一位公主就名为耶律观音女。还有一类是比较儒雅的名字，一般都是契丹贵族选用的，汉族的“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等被包含在名字里，如耶律仁先、耶律义先、萧德温、萧德良、萧孝穆等。

　　辽国灭亡后，契丹成为被统治民族。虽然耶律大石在西域建立的西辽，仍保持了耶律、萧两个姓氏，但在西辽被蒙古大军灭亡后，即逐渐被当地的回鹘等土著民族同化了。由契丹人八刺黑在伊朗中部建立的起儿漫王朝，则改信伊斯兰教，后裔姓名更是少有契丹姓痕迹。

　　金朝统治者为了报复辽国以前对金的欺压，把耶律改成移刺，萧改为石抹。《元史•食货志》记载，移刺是牵马的马卒，而石抹是奴婢的意思。此外，金国统治者为了拉拢安抚契丹的上层贵族，也曾把国姓“完颜”赐予他们。此外，金国还赐予了契丹族女真姓“蒲察”。但是，契丹人对金国的赐姓大多是不满的，把这看成是一种侮辱，因此仍有人以耶律、萧为姓。

　　元朝统治者为了统一中国，号召契丹人参加灭金、南宋的战争。契丹人因骁勇善战而屡建战功。许多契丹人奏请朝廷，要求复归本姓，并被批准。故元代契丹人耶律与萧，移刺与石抹四姓并存。在这一时期，契丹人还有改为黄、王、郑等汉姓的。现在，云南施甸等县的契丹后裔就是随蒙古大军征战到这里的，先由阿姓演变成“阿莽蒋”、“阿莽杨”、“阿莽李”，后改成汉姓蒋、杨、李、赵。元朝以后，契丹姓氏已经大大减少，在史书中很少出现。

　　契丹姓氏的演变，促进了契丹文明的发展，也加快了契丹与其他民族融合的速度。因此，在契丹国淡出历史舞台后，契丹人也在历史记载中随之渐渐消失。

　　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称皇帝，年号神册，国号契丹，正式建立奴隶制国家契丹国。

　　公元925年，辽太祖率兵亲征渤海国，取得了胜利，改渤海国名为东丹国，契丹开始走上了对外扩张之路。

　　公元947年，辽世宗将契丹改国号为大辽，辽国正式建立。

　　公元983年，辽圣宗皇帝改国号辽为大契丹。

　　公元1104年，辽国在与宋军的作战中取得重大胜利，逼迫北宋订立了澶渊之盟，从此，辽国雄霸中国半壁江山，军事实力达到了顶峰。

　　公元1066年，道宗皇帝恢复了大辽的国号。

　　公元1031年，辽圣宗去世，辽国开始由盛转衰。

　　公元1114年，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率领所属的2500名士兵起兵反抗辽国的统治，并在战斗中节节胜利，掀起了反辽的序幕，也是辽国的军事实力由盛转衰的标志。

　　公元1124年，辽国在与金国的中京决战失败，次年辽国灭亡。

　　公元1132年，耶律大石在叶密立城称帝，建立“西辽”，是辽国复国的标志。

　　公元1218年，西辽被蒙古大军消灭，辽国正式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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