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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太武帝拓跋焘是北魏王朝第三位皇帝，雄才大略，聪明雄断。在位期间一举统一了中国北方，使西晋末年以来北方地区的割据混乱局面得以结束，为北方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也是大魏武功鼎盛的时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在中国历史也极为罕见。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字佛狸，鲜卑族。422年，被立为太子，423年登基，改元始光。拓跋焘在位期间，亲率大军灭亡胡夏，北燕，北凉等诸多政权，统一北方。北伐柔然，使之“不敢复南”;南败刘宋，占据河南之地。452年，被中常侍宗爱杀害。在位29年，谥太武皇帝，庙号世祖。拓跋焘率军讲求战法，指挥灵活，为南北朝时期杰出的骑兵统帅。 拓跋焘即位后，雄心勃勃，南征北战，主要是通过战争手段来解决对立政权间的矛盾。但拓跋焘不是一个鲁莽的武夫，而是—个善于审时度势的有策略思想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在采取战争手段的同时，根据形势，也力争通过通使、贡赐、联姻，缓和与敌对政权间的矛盾，建立友好关系。拓跋焘统治的30年间，后魏和柔然、刘宋、胡夏，北燕、北凉，互通使节，相互贡赐财物的事实不胜枚举。相互联姻，也不乏其例。 如神元年，拓跋焘把俘虏的夏国主赫连昌迎至首都平城，不仅供奉丰厚，封爵为王，并以其妹始平公主妻之。在此之前，拓跋焘已纳夏主昌的三个妹妹为贵圮，并立其一妹为皇后。延和二年，拓跋焘派使臣册封北凉主沮渠牧键为王，并以妹武威公主妻之，纳北凉主之妹为昭仪。延和三年，拓跋焘以海西公主嫁柔然汗吴提，并纳其妹为夫人。 太平真君十一年，拓跋焘率军伐宋，直抵瓜步。在胜利形势下，他主动遣使求和、请婚。他以其孙示宋使曰：“吾远来至此，非欲为功名，实欲继好息民，永结缘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孙，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马不复南顾。”表示了他要通过联姻，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当然拓跋焘采用联姻、通使、贡赐等手段的动机，并不是很纯正的。 但在战乱年代，即使是短期的和平，对恢复社会生产，减轻人民痛苦都是有好处的。拓跋焘为了完成统一大业，能有效地使用战争和和平手段，足见他是拓跋焘对经济，思想文化建设也很重视。他说：“财者，军国之本”。他懂得物质财富是关系到战争胜负，政权存亡的大事。 《魏书》记载：“世祖继位，开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倍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又于岁时取鸟兽之登于俎用者以牣膳府。“他根据其统治区民族众多，生产方式不一等情况，坚持实行不改变各族人民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政策。既重视汉族人民农业生产，也重视少数民族的畜牧射猎习惯。通过发展农牧业生产，征收人民租调，接受各族朝贡和通过战争掠夺等手段来增加物质财富，保证军国费用。 拓跋焘特别重视军队建设。蒙古大草原的游牧射猎生活，锻炼了鲜卑人健壮的体魄，剽悍的性格和高超的骑射技艺。军队，特别是骑兵，是北魏克敌致胜的重要工具。拓跋焘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屡下诏令，申明纪律。他对战争中“尽忠竭节”，“蹈锋履难”的将士，或升官进爵，或赏赐以人口、牲畜及金银、古玩、缯帛等物质;对违犯军纪者，则给予严惩，虽亲贵重臣，也不宽贷。 如鲜卑贵族丘堆，魏太宗时以军功封侯，拓跋焘时封公。神元年，他与司空奚厅奉命率军退出夏国王之弟赫连定时，当他听到奚厅兵败被俘消息，竞弃兵而走。拓跋焘下令将临危脱逃的丘堆斩首。太平真君五年，中山王辰、内都座大官薛辨、尚书奚眷等八将，“坐击柔然后期，靳于都南”。尚书令刘洁，因矫诏改易讨伐柔然诸将的会期，致“柔然远遁，追之不及”，加之犯受贿等罪，拓跋焘下令“夷其三族”。 太平真君八年，扶风公元处真等八将，在镇压吴盖起义的战争中，“盗没军资，所在掳掠，赃各千万，井斩之”。拓跋焘很好地使用了其掌握韵赏罚之权，整肃了军纪。另外，拓跋焘本人，在战争中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英勇精神，对激励将士奋勇杀敌，保证战斗胜利也起了积极作用。 如始光四年，拓跋焘亲率三万轻骑，突击夏国都城统万。他与将士一道，顶着风沙，强忍饥渴，和夏军恶战于统万城外。他曾因马蹶而坠地，上马后仍继续战斗，速杀夏将十余人。后又“身中流矢”，但他仍然“奋击不辍”。由于拓跋焘领导的军队纪律严明，在战斗中又能身先士卒，“是以人思效命，所向无前。” 太延五年，太武帝拓跋焘采纳高允“广田积谷”的建议汉，下令“悉除田禁，以赋百姓”。太平真君五年，他采纳古弼建议，削减上谷苑囿之半为民田。太平真君末年，太子拓跋晃监国，推行有牛和无牛人户换工种田做法，“垦田大为增辟”。农业随着耕田数量扩大而大大增产。始光三年，拓跋焘诏罢众多的杂营户隶属郡县，增加了纳税人户。另外，拓跋焘屡下“宜宽租赋，与民休息”的诏令。他还奖励“劝农平赋”的守宰，严惩贪官污吏。以上做法，减轻了人民负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后魏前期，畜牧业在社会经济中仍占重要地位。它是财富和战马的主要来源。畜牧业形势好坏，不仅关系到财政形势，并将直接影响到以骑兵为主力的军队的素质。因此，拓跋焘对畜牧业的发展是十分重视的。神二年打败柔然、高车之后，拓跋焘“徙柔然、高车降附之民于漠南，东至濡源，西至五原、阴山，使其耕牧而收其贡赋。……自是魏之民间，马牛羊其毡皮为之价贱。”神中，“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这些记载，反映了拓跋焘对畜牧业的重视，及当时畜牧业的繁荣状况。 拓跋焘把节约开支，减少浪费也当作保证军国赞用的重要措施。史载他“性清俭率素，服御饮膳，取给而已，不好珍丽，食不二味，所幸昭仪、贵人，衣不兼彩”。凡“赏赐，皆是死事勋绩之家，亲戚爱宠未曾横有所及。”拓跋焘反对更竣京城，修饰宫殿，反对佛教，严惩贪官污吏，常常是从爱惜民力、物力着眼的。拓跋焘的一系列节约开支作法，无疑对保证军国用费，减轻人民负担起了积极作用。 拓跋焘在执政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要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不仅需要武功，而且需要“文教”，即通过宣扬礼、乐、法度来化民。他在神四年取得败柔然，降高车、灭夏图的军事胜利后，就提出安“偃武修文”。偃武，他做不到;修文，确实是重视起来了。他尊崇孔子，提倡儒学，大量吸收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政，目的是要用儒家学说统治人民的思想，利用汉族知识分子的知识和经验治国安邦。 若说北魏鲜卑帝国最有本事的帝王，一定得是太武帝拓跋焘了。但凡谥号带“武”的，多是雄主，譬如汉武帝，一生致力开疆拓土。而我们这位太武帝的武功，似乎与前人也大有相当之势。当然，我们还是先翻开太武帝的“从业”履历一看：拓跋焘为明元帝拓跋嗣之子，这明元帝，前文已经提过，因父母失和家庭破裂，患上了忧郁症，没当几年皇帝就早逝了。如是，十五岁的拓跋焘就势登基了。 拓跋焘即位的时候，北魏帝国政局其实是不太稳定的。譬如，帝国北面有个叫做柔然的野蛮部落，一直就是心腹大患，也趁着新主初立，引兵来犯了。强敌来犯，怎么办?打呗!这拓跋焘年纪虽小，倒也沉着冷静，整了整衣冠，御驾亲征了。这一战，可谓拓跋焘的成名之战，柔然军主力几乎全歼。踩着柔然的肩膀，拓跋焘一跃而起，朝着雄主的名头狂奔而去。至此，一发不可收拾，在此后二十多年的执政生涯里，拓跋焘不是在打仗就是在去打仗的路上，而北方诸国，如夏、北燕、北凉等国，依次成了拓跋焘铁蹄下的炮灰。 统一了北方，拓跋焘自然将矛头指向了南方。当时南朝在宋文帝治下，军事、经济、民生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史称“元嘉之治”。如此，两大帝国的碰面就在所难免了。当然，碰面绝非只是握握手见面说声“嗨”再见说声“拜”那种，兵戈相向是必然的。 这注定是场残酷的厮杀，两国大概经过了三场大规模的你死我活的PK，南朝宋终于熬不住了，一溃千里。而宋帝国原在江北的一些根据地，尽落入北魏之手。但对于这些城池，拓跋焘似乎也无心打理。但也终究得处理吧。于是，拓跋焘下达指令：能带走的，都带走，不能带走的，活物杀掉，房屋烧掉。烧光、杀光、抢光，这应该就是太武帝版的“三光政策”吧。一番耀武扬威之后，原南朝宋治下的江北地区，成了白骨遍地的“无人区”。“千里无鸡鸣”、“念是断肠人”，大概有如此景。宋帝国至此元气大伤。这都是太武帝的战绩，尽管其间包着层层裹裹让人作呕的血腥。 但血腥的事，还没完。北魏是鲜卑人建立的帝国，治下的鲜卑人和汉人自然是有矛盾的。拓跋焘是个雄主，自然也有一定手段，对一些汉人也摆出怀柔拉拢的姿态，但多是知识分子。但对于其他处于社会底层的汉族人民，多采取歧视性的高压政策。于是，一些地方起义也时起彼伏，但在“英明神武”的太武帝面前，却始终折腾不出多大动静，被镇压了，涉嫌参与起义的，无论军民，悉数杀死。 除此，太武帝对地方宗教也采取高强度的压制政策。譬如佛教，当时在北魏颇为流行。这劝人向善的法事，似乎同拓跋焘一生嗜杀的风格相冲。怎么办?强制取缔。当然，取缔的原因，倒也不全是佛家向善的理念，主要原因应该还有二一、佛家宣讲神鬼之事，淡化了皇家权威;二、北魏佛教徒规模众多，致使国家可控制的户籍人口减少，对劳动生产起到负面影响。 事也凑巧，在太武帝起意之时，恰在一些寺庙里发现了起义军私藏的刀械。这下，不是宗家问题了，而是关系到北魏国的安全。至此，太武帝下诏灭佛，宣布佛教为邪教，并在各地焚毁所有的佛像和佛经，关闭寺院，禁止佛教在北魏的传播。至于佛教徒，强制还俗，若遇抵抗者，坑杀。 太平真君十一年盛夏的一天，一辆囚车来一个白发苍苍的犯人，停在北魏都城南面的刑场上。这位备受凌辱的白发囚犯，就是身经道武帝、明元帝、和太武帝三朝，为拓跋焘运筹帷幄，官高位尊的汉族士人崔浩。和崔浩一同处死的，还有他的全家和同宗的亲属。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这几家当时著名的大族也被牵连，死了许多人。又有谁能料到，这样一个为几代皇帝所信任的重臣，会遭到如此惨祸! 拓跋焘虽然为北魏的武功文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长期的军旅征伐生活及残酷的政治斗争，也养成了残忍的性格，过于杀戮。这种情况到了晚年尤甚。在统一北国，励精图治的过程中，他重用汉族士人，倾心汉化，但毕竟他与汉族士大夫之间的民族界限并没有完全解除。 汉族士人王慧龙，原来西晋以来的世家显贵，来到北魏以后，崔浩的弟弟羡慕王家的门第，把女儿嫁给了他。有人说，王慧龙并不是真正地王家，但崔浩第一次见到王慧龙，就不禁赞叹道：“不错，这是真正的王家后代!”原来，王家人在生理上有个特征，世代都出酒槽鼻江东称他这一族叫“齇王”。 王慧龙不仅有酒糟鼻，而且鼻子特别大，崔浩曾多次在王公贵族面前称赞王慧龙是“真正的贵种”。鲜卑贵族公孙嵩听后，很不高兴，便告到拓跋焘那儿，说崔浩如此称赞南边的汉人，是有意讪笑我们鲜卑拓跋族。拓跋焘听后也大为恼怒，将崔浩召来训斥了一顿，强迫崔浩免冠谢罪才算了事。拓跋焘是不能容忍除了他以外，还有别的“贵种”的。到了太平真君十一年，拓跋焘终于借着修北魏国史一案，惩处了三朝老臣崔浩等一批汉族重臣名士。 原来，崔浩和高允等人奉拓跋焘之命纂修国史。崔浩主张据实直书，史书修好了，又刻石立在大路边，让人们观看，一些“直书”暴露了拓跋族先祖的秘事。一时间皇室秘闻成了路上来往行人的谈话资料，惹的鲜卑贵族大为恼怒，纷纷到拓跋焘面前控告崔浩，说这是故意张扬北魏丑事，丢鲜卑族人的脸。 拓跋焘也很气愤，因而便兴起了一场大狱，下诏族诛崔浩，连与崔浩同宗和姻亲关系的士族，都受株连遭到灭族之灾;参与国史编修的宗钦、段承根等名士也被处斩。只有高允因得到太子晃的多次求情，才被赦免。虽然此后不久，拓跋焘追忆崔浩的智谋与功劳时感叹道：崔浩可惜了!但是悔之晚矣了。 拓跋焘对于其他的少数族人，基本也是采取高压和歧视的政策。太平真君十二年拓跋焘南征刘宋，围攻盱眙，写信给刘宋守将臧质说：“我调来攻城的士兵，都不是我们鲜卑人。城东北面是丁零人和胡人，城南面是氐人和羌人。你们打死丁零人，正好可以减少我常山赵郡的叛贼;打死胡人，可以减少我并州的叛贼;打死氐人和羌人，可以减少我关中的叛贼。你们若是打死这些人，对我并没有坏处。” 由于拓跋焘的这种民族压迫的政策，被征服的少数人不是被充当北魏征伐战争中炮灰，就是强行迁离祖居地，为北魏从事畜牧和农耕生产。因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太平真君六年卢水胡人盖吴在杏城起义，揭开了拓跋焘末年各族人民起义的序幕。 当时民间盛传谶语“灭魏者吴”。盖吴西攻长安时，河东郡少数族三千余人，由薛永宗率领起义，与盖吴遥相呼应。拓跋焘派了六万骑兵分三路进攻起义军，都被起义军打败。第二年的春天，拓跋焘又亲自率领军队前往镇压，途中见到稍有与盖吴通谋之嫌疑的人便不分青红皂白，格杀勿论。 到长安之时，拓跋焘偶然到一个佛寺中，发现寺院中藏有兵器，便怀疑寺中的僧人与盖吴暗中相通，下令将全寺的僧众全部诛杀。并由此下令全国：“各镇诸军以及刺史，只要见到有附图形象以及佛经，都要全部焚毁，和尚不管老少，都要全部坑杀。”最后，盖吴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边囧、梁会在上邽、王元达在略阳郡领导的起义又随之而起，使拓跋焘穷于应付。 拓跋焘晚年，用太子拓跋晃为副手，总摄国政。拓跋晃聪明干练、为政精察，将国家大事处理的井井有条。但拓跋晃与拓跋焘宠幸的一个宦官宗爱以前就不和，宗爱见拓跋晃日得拓跋焘的信任，害怕以后拓跋晃登上帝位后对自己不利，便常常在拓跋焘面前说太子为了早日登基，密谋杀父。 拓跋焘虽然信任太子，但是这种性命攸关的事，岂可马虎，一怒之下，便将拓跋晃手下的十几个帮助处理政务的大臣全部处斩。害的拓跋晃一惊之下，一日夕恐惶，卧病不起正平元年六月病死。拓跋晃死后不久，拓跋焘査知并无叛乱之事，知道太子无罪，很为他的早逝悲伤，追谥拓跋晃为景穆太子，又封儿子溶为高阳王，对他格外钟爱。 宗爱见拓跋焘对这件事非常后悔，害怕他归罪自己，变暗中设计，趁拓跋焘酒醉独卧永安宫之时，将其勒杀。可叹英武果毅的拓跋焘，一生叱咤风云，最后竟因宠信小人，在正当他壮年之时，不明不白地死在宦官手中。谥号太武皇帝，葬于云中金陵，庙号世祖。 (声明:文章内容来源网络,非本站立场) |